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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美国的第三方合作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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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探讨了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美国希望通过第三国合作关系获得什么；二是第三方情报机构希望从美国方面获得什么。该文件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1）第三方合作关系是否满足了具体需求，或者具有长期关注方向；（2）国家安全局希望通过合作关系中获得什么（如渠道和专门知识）；（3）美国对外情报合作是否会受到两国关系的影响；（4）第三方国家希望通过美国获得什么。该文章研究认为，对美国来说，希望获得合作方的地理空间信息，掌握获得最优先目标通信情报的渠道以及合作方在特定方面掌握的专门知识。2013至2014年，披露的与美国建立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有：法国、德国、以色列、荷兰、挪威、沙特阿拉伯和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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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的一份国家安全局的“访问大纲”文件主要反映了法国对外情报机构——对外安全总局——的技术总监和国家情报安全局的局长即将访问美国的情况。这篇文件称，两名法国官员“将就2012年5月针对法国总统实施网络攻击问题进行技术讨论”。此次会面可能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是帮助判断攻击来源，“可能会发现美国一个盟友与此相关”；二是法国方面还没有分享网络攻击的详细技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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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局2013年的一份报告回顾了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情报合作发展过程，分析与德国在情报保障和互联网防御方面的合作关系，提及了三个主要问题，配以短评和若干成功案例，同时提出了“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分析主要问题的章节提出，“长期以来，德国联邦情报局极力说服德国政府对保护个人隐私的法律加以解释，以争取更好的情报分享资源。”成功案例包括德国联邦情报局卫星情报搜集现代化发展过程，以及针对多个目标的持续性情报搜集（其中包括两个国家的外交部，但是具体国家名称被隐去了）。该报告还提到，“德国联邦情报局一直在争取德国政府放松对个人隐私法的解释，以争取更好的情报共享资源。”同时，德国方面使用的巴德艾博灵卫星通讯监听站还向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通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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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互联网通讯（尤其是电子邮件）和电话通讯的报道，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政府是否掌握针对德国公民进行情报搜集的情况。《明镜周刊》等媒体报道了美德在多个领域的情报合作。其中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分析与中东地区的互联网通讯方面向德国提供援助，美国国家安全局还参与了巴德艾博灵卫星通讯监听站的工作。该站是美国方面移交给德国的，主要用于监听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使用的Thuraya卫星电话。被报道引用的一份文件称，德国方面从阿富汗截获的情报每天都会与美国方面共享。也有报道称，德国和美国方面通过设在法兰克福的数字化数据接口收集了数百万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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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有关德国信号情报能力的文件反映，“德国宪法保护办公室装备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研发的XKeyscord项目技术，以加强与美国联合分析反恐目标的能力。”德国联邦情报局提供了使用该项目的说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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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向以色列提供了RHYOLITE卫星的数据，这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已有的信号情报共享典型案例。尔后，在1985年“阿奇里·劳罗”号大型游艇劫持事件中，以色列多次为美国提供该游艇的定位信息、劫匪逃亡埃及后的定位信息以及劫匪逃离埃及时乘坐的航班的识别码和通信呼号。2004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发现了叙利亚和朝鲜之间存在大量可疑通话，也就是朝鲜首都平壤和叙利亚北部沙漠地区艾其巴市有一条通讯热线”。美国国家安全局将相关资料移交给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方面在2007年9月摧毁了位于艾其巴的地下核反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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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以色列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具体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向以色列信号情报机构（代号8200单位或以色列国家信号情报单位）提供信号情报数据。这些数据未经美国机构处理，或者已将其中涉及美国人员身份的内容隐去。尽管美、以两国的情报机构达成协议，要求以色列遵守程序，但与美方人员执行的程序相比已经大为简化，但是备忘录却申明“并非有意创立法律强制性权利”或者是“根据国际法具有约束力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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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份有关美以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历史记录文件，英国《卫报》报道，“平衡美以情报交换的需求是一项长期挑战。在最近的十年中，合作关系更加突出强调以色列安全的关注。“9·11事件”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第三国反恐情报合作关系，实际上一直由合作方以色列的需求所主导。因此，以色列的生存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无可置疑的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以色列信号情报国家单位的合作关系基础是相互信任和共同目标，因此十分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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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的一份情报文件研究了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其代号为“STONE RUBY”。该文件概述了以下主要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局向以色列提供了什么、以色列向美国方面提供了什么、合作成功案例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挑战。该文件称，“两家机构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情报交换主要与中东地区对美国和以色列利益构成战略威胁的目标有关。”该文件称，这种协议对美国的好处之一是“能够获得以色列世界级的密码破译和信号情报分析专业能力”。另外，“两家机构近期多次成功的联合行动增强了针对伊朗核项目进行情报搜集的能力。”该文件还提到了以色列方面对美国国家安全局“不情愿”共享“非直接与具体目标相关”的技术而感到不满，而且以色列还察觉到在某些领域的情报合作程度和数量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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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荷兰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的内容之一，是荷兰方面在30余天内（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向美方提供了180万条电话和电子邮件信息。截获信息的机构是荷兰国家信号情报局（NSO），属于荷兰军事情报安全局（MIVD）下属机构。一篇阐述两国情报合作关系的文章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荷兰方面提供的援助设置的代号为“US-985Y”。一名评论员称，大部分资料对外称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的，但实际上都是信号情报合作机构共同截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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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挪威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至少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方面为挪威的陆军、海军信号情报设施提供援助，并利用其监视苏联导弹和海军活动。根据2013年12月的一份报告记载，挪威情报局信号情报工作为美国方面提供了“在科拉半岛的俄罗斯目标情况”和“关于俄罗斯民用目标（尤其是有关俄罗斯能源政策）的信号情报”。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向挪威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在挪威实施反情报行动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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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与其邻国挪威不同，不是北约成员国，而且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是其在安全事务和情报方面绝对倾向于西方。瑞典一份报纸引述2006年的一份文件称，“与瑞典的信号情报合作关系因该国的中立政策而被严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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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美安全协议的规定，美国国家安全局与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FRA）于1954年建立合作关系，而且英国政府通讯总局有义务参与通讯情报交换，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交换。2004年，经过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的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情报总局分别与瑞典达成了交换通讯情报和电子情报的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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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2013年的一份文件，将瑞典国防无线电通讯局描述为“非常有能力、技术创新实力超强且可信任的第三方合作对象”。该文件称，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而且在2011年起瑞典方面向美方提供“电子情报搜集成果”，具体成果反映了有关俄罗斯领导人、内部政策和能源问题等重要领域的内容。该文件还提到，瑞典向美国方面提供了“有关俄罗斯、波罗的海地区、中东地区和反恐领域”的具体情报成果，并且能够通过特殊来源获得重要的电子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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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份文件是瑞典年度战略规划会议前一周完成的。该文件讨论了有关“量子”行动、电报截取、报告及分析、互联网、反恐及俄罗斯的内容。文章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瑞典方面“优先处理美国方面无法分析的瑞典语反恐通讯资料”，以及“通过瑞典特有渠道获取有关俄罗斯目标的电子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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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沙特阿拉伯（主要是与沙特国防部无线侦察局）的电子情报合作是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的，但是，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评估认为相关合作内容较为有限。2012年12月11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批准扩大美国与沙特的第三方电子信号情报合作范围，使沙特国防部无线电侦察局成为合作机构。该报告称，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11年2月便已与该局就“一个敏感的情报使用计划”进行了合作。沙特方面提供了“针对影响共同利益的伊拉克革命卫队海军目标搜集到的非加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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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土耳其的信号情报合作可以追溯至1949年，当时中央情报局和土耳其国家情报组织（MIT）下属电子技术情报局（ETID）达成了口头协议，规定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和设备以换取原始通讯情报。1979年，该项援助项目交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美土情报合作的另一项内容是1962年美国国家安全局与土耳其总参谋部（该部门的情报局把一般电子服务部作为其下属业务部门）之间达成的协议，授权美国使用设在土耳其境内的信号情报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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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合作关系的一份评估报告认为，有关反恐的信号情报交换范围在2002年7月被扩大，纳入了“行动情报”。2007年再次扩大范围，纳入了针对库尔德人民议会（PKK，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前身）领导人在伊拉克北部活动的行动情报，其中包括该组织通讯音频文件。其他的反恐信号情报合作，是有关马列主义革命人民解放党（DHKP/C）、基地组织及其下属组织的。美国还通过土耳其掌握了俄罗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陆海空军及准军事目标的实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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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170296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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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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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合作，可以追溯至“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这一概念提出之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在核探测领域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在20世纪60年代变为美国建设、英国运营，设施在澳大利亚。美国与英国的合作同样也是基于禁止核试验的监督需要，随后在1964年进行了一系列技术讨论。一份草案协议对美国在英国设立站点并安装设备的设想进行了详细说明。“所有来自英国管理站点提供的数据将通过一条联络渠道快速传送给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而美国方面“将同样向英国方面提供美国探测设施发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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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也是“声音监视系统”的成员之一，而且是在其位于新斯科舍省谢尔港的第一批海军设施之一开放后作为首个成员加入该体系的。1972年，加拿大扩大了本国在声音监视系统中的作用，派出了一支小型特遣队与位于纽芬兰阿真舍的美国海军设施工作人员协同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方面的侦察能力显著增强，参与程度也不断提高，而且加拿大军事人员也被派往弗吉尼亚丹奈克和百慕大的海军海洋分析设施（Naval Ocean Processing Facility）以及总部、司令部、太平洋海底侦察、福特岛和夏威夷。在惠德比岛的海军设施也有一支加拿大的特遣队。1994年，位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哈里法克斯的离岸侦察中心成立，能够分析处理阿真舍设施搜集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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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与特征信号情报的合作还拓展到了太空领域，具体来说就是“防御支持项目”和“天基红外系统”，两个项目都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设有地面中继站。澳大利亚也能够接收这些系统的数据。2013年9月，美国空军宣布批准了与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的合同，向澳大利亚提供澳大利亚三相位任务处理芯片，该系统能够处理上述两项目产生的红外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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