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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分析人员已经参与了年度陆战技术情报会议、国际科技情报交流、中国导弹问题四国情报工作小组以及三方国防情报评估会议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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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和1950年，美国和英国制定了伯恩斯-坦普勒协议（Burns-Templer agreements），时任美国副国防部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urns）和英军副总参谋长格雷德·坦普勒分别出任两国谈判代表，该协议也是以二人姓氏命名。最重要的协议内容是在1950年签署的，“允许两国情报机构整合各自的资源进行‘全面而坦率’的情报交换，并在最大程度上囊括所有类型的秘密军事情报。”根据目前仍然有效的1950年协议，两国分享有关苏联导弹技术和东方阵营军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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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做出的联合评估主要内容是以苏军大规模攻击北美地区为假设，分析苏联的军事能力和可能的军事活动。此项应对性评估每年都会进行，至少持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评估资料的标题为《美加对北美地区军事威胁的情报评估》。近年来，有报道称，加拿大枢密院办公室下属情报评估秘书处与美国情报研究局，通过共享情报评估和分析成果的方式进行合作。美国情报研究局与加拿大外交和国际商贸威胁评估情报局通过共享外交报告和威胁评估信息方式进行合作，也是两国合作补充。美国、加拿大和英国代表定期参加年度三国海事情报会议。三国空军情报代表也举行会议就地对空导弹等主题进行研讨。另外，美国和英国军事情报代表均参与了英美化学武器情报会议和英美装甲会议（由中央情报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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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疗情报中心主要通过四方医疗情报交换机制，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进行情报交换，该机制还拥有自己的网站。国家医疗情报中心是四国医疗情报委员会成员。其他的成员有加拿大和美国医疗联络官员和澳大利亚科技参赞。1974年，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就美国参与四方医疗情报交换机制问题写道，“我确信客观研究能够说明，美国已经占据领先优势，与其他成员国共享……分析成果能够帮助他们在更具创造性的领域投入资源。尽管……情报组织规模较小，但是他们形成的独一无二的分析成果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对我们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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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澳、加、英在情报分析和数据交换领域开展合作的另一个典型成果是代号为“STONE GHOST”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收录了“全世界的情报成品、应用程序、数据库和服务”。“STONE GHOST”整合了美国38个情报机构、站点（分别由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和作战司令部负责）以及成员国军事情报组织负责管理的站点。这个数据库的密级被定为“最高机密\专用情报”，而且只有四国的保密授权人员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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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界（第7版） 第十四章 情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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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盟国情报机构搜集的海量信息数据需要经过特别技术进行分类和分析，形成多种不同类型的分析报告，提供给美国决策者、军方人员以及政策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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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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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对外情报分析员分为几种不同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政治类、领导人类、医疗卫生分析员、生理或心理状况类、经济类、军事类、武器系统类、外国媒体类、恐怖主义类、犯罪类、毒品类以及对外情报行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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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情报分析员是“评估外国政府和政治实体的目标和动机”，分析“文化、价值、社会和意识形态、资源和能力、政治人物和决策程序、战略的优劣，以及上述所有方面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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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分析员“负责评估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文化领域的领导人和主要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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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分析员是“分析和评估全球卫生问题的医疗专家，从事突发疾病分析、跟踪掌握外国领导人健康情况等工作”。生理和心理问题分析员负责分析外国领导者的情况，“研究、评估外国领导者身体情况、重大疾病灾害的社会影响以及决策群体情况”。他们还能够分析影响世界大事的心理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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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员负责解析经济发展趋势，评估“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外国经济政策和金融问题——包括正当的或不正当的金融活动”。不正当金融活动和网络调查主要针对与恐怖犯罪组织、武器扩散、伪造货币、政府和商业腐败相关的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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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分析员负责评估武器系统、军事资源、外国政府以及恐怖、反叛组织的战争能力和意向。他们还负责调查维和行动、军民关系、军事谋略欺骗、地区安全部署、军控以及防扩散管理体制。科技和武器分析员负责调查外国武器发展、武器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和新兴技术。外国媒体分析员负责“梳理和分析外国公开媒体渠道信息，包括互联网、报纸、新闻机构、电台、电视台以及专业出版物”，通过资料分析“发展趋势和具体做法”。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分析员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网站，如推特、脸书和Reddit新闻网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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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分析员负责“监督和分析外国恐怖集团的领导组织、动机、行动计划和意图以及国家或非国家的资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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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与反毒品分析员负责“跟踪国际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以发现新兴趋势和犯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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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情报威胁分析员负责“发现、监控和分析外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公民、机构和利益实施的活动，包括利用新兴技术威胁美国企业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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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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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完成情报分析报告主要依靠分析员根据阅读大量数据资料做出的判断，而分析员需要研究的数据既可能是关于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数据，也可能是外国政策措施评论。其他研究可能会使用一些基础性的统计分析方法（例如恐怖主义案件的数量和破坏严重程度）或少量使用贝叶斯分析法（Bayesian Analysis，用新增证据或资料来修订分析过程中的假设前提）来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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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情报分析成品运用了大量新型分析技术，尤其是在分析恐怖主义集团活动和组织结构方面。这些技术包括数据抓取（首先发现最具价值的数据）、关联性分析（在已知问题和未知因素之间建立联系）、时间序列分析（发现时间趋势）、可视化分析法（使用新形式表现复杂数据）以及自动化的数据库集合（减少保存数据的必要）。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各种类型的分析人员中认可“定向分析员”，即“利用网络化分析技术和专业工具发现和描述对美国主要威胁的分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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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新技术是数据挖掘技术和社交网络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是利用专门算法，在大数据中发现以前未检测到但有效的模式和关联。最著名的数据挖掘技术是“ABLE DANGER”技术，由美国特种行动司令部在1999年年底研发，用于发现恐怖分子及其从事的恐怖活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开发了新型数据挖掘技术。社交网络分析也是用于支持反恐的一项技术，采用数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发现社会人际网络联系——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内容来确定恐怖分子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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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美国军事期刊记载，2003年12月抓捕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中，曾运用过社交网络分析法。新增信息“引导联军部队在叛军社交网络中发现并定位了多名重要成员”，其中不止有高度曝光的人员，也有“很少露面但是为叛军提供给养和支持的人员”。通过上述发现，美方掌握了萨达姆·侯赛因这名前伊拉克独裁者私人安保的详细情况，并绘制了相关人员间的关系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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