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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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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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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对“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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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瞩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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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题为《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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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萨利班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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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5]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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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7]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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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8]“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哪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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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1. 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2. 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3. 美国是世界的楷模。4. 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5. 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6. 尊崇开国元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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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着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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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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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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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来看看意识形态是怎样扮演其外交基石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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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赢得独立后，迅速开始了向西部的扩张。1803年，美国从拿破仑一世那里购得了与十三州一样广阔的土地，将美国的国土扩张了将近一倍。1819年，美国从西班牙手里获得佛罗里达，并与英国划定了加拿大界线。1845年，美国从墨西哥手中获得德克萨斯。1846年，在经过与墨西哥的两年战争后，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自此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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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德克萨斯之后，奥萨利班阐述了美国向外扩张的动机，他在《合众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上撰文说：“为了每年都增添的几百万人的自由，我们负有向新大陆不断扩张的明确的天命，这个大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谁也阻挡不了这个天命的完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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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萨利班提出的“明确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这个词，为以后的美国人所好用，现在的新保守派们在向美国民众阐述对外的干涉主义外交时也经常使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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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奥萨利班又撰文主张从墨西哥手里夺取加利福尼亚，并进行了一番颇能引起美国人共鸣的鼓动，也渗透着美国式的意识形态。他说：“像墨西哥这样愚蠢和混乱的国家，根本无法进行像样的统治。所向披靡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的先遣团手拿桑树和枪杆已经进入了加利福尼亚，随着他们的脚步，到处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学校、法院、议会政体、工厂以及市民的聚会所，这一切都是作为自然的结果产生的，是各个原则的自然发生作用的结果，加利福尼亚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大西洋帝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帝国的日子，也不远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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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作为上帝的选民，盎格鲁-撒克逊人注定要驱逐“愚蠢的墨西哥人”，要废除他们的统治，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建立起先进的教育体制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给那里带来自由和进步。在这里，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词都可以找到，也就是上帝、民主体制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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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意识和对建立民主制度的渴望，让美国人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从小小的13州迅速将领土扩张几倍，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广袤帝国。然后，抱着同样的使命感和对民主主义的执着开始了向海外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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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反映出美国要向海外扩张意向并且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纲领，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纲领，实际上，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美国向外扩张的纲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作为新兴国家，不干涉欧洲的事务；欧洲的国家也不许干涉美洲的事务，包括拉丁美洲，任何染指美洲事务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的干涉。这个内容进行另一番解读，也就意味着，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扩张范围，欧洲不许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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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美国依照这个门罗主义开始从墨西哥夺取广阔领土，并干涉拉丁美洲的事务。美国成为连接两大洋的大国之后，门罗主义经过海权主义的创始人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演绎，开始适用于太平洋，形成“太平洋门罗主义”，也就是说，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扩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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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怎样演绎了太平洋的门罗主义呢，是用文明论，用一种基于美国意识形态的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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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汉说，环顾宇内，将来能与基督教文明抗衡并很可能对基督教世界产生冲击的，只有东洋文明，也就是黄种人的东亚文明。在马汉时代，代表东亚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抗争的，被认为是日本帝国，中国那时被认为是在将来有可能对基督教文明造成威胁的“睡狮”。为防止这种“黄祸”的发生，马汉说，美国依据历史上强国的经验，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海上强权，并且要向太平洋挺进，让太平洋成为新的门罗主义适用范围，也就是美国的后院。尤其是要占领夏威夷，这是抵制“黄祸”的桥头堡，然后要占领菲律宾，这是影响中国的前沿和跳板。这样做的目标，不仅是要防止东洋的“黄祸”，而且是要“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所谓“自己的胸怀”、“自身的理念”[12]，就是指适用美国意识形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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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决定了美国新一轮开拓的方向，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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