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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马斯登说，传统的明显的基督教特征在美国没有磨损多少，但在欧洲，赤裸裸的世俗的意识形态之风却在猛烈吹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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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也注意到了欧洲的世俗化现象。一篇论文说：“按照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大众的生活和思想会产生急剧的变化，有关宿命和超自然体验的传统价值观因教育的普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和科学实证精神深入人心而受到贬抑，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欧洲社会的状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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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俗化的结果，欧洲国家的外交表现出一般世俗化国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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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看到，欧洲国家是近代帝国主义外交的始作俑者，作为基督教的承续和发展的国家，欧洲国家在世俗化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基督精神的道义，反而更多些强盗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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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产业革命之后，社会基本上也完成了世俗化过程，这时的欧洲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外扩张时代。对于相对落后的其他地区，此时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抢占领土和掠夺资源的政策。就如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所说，是以征服和掠夺为目的。欧洲的近代发展可以说是建立在对殖民地国家资源的掠夺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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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中国这样有着一定国力和长期文明积累的国家，欧洲列强因为难于一口吞下，于是采取了炮舰和瓜分政策。大英帝国对中国开始的鸦片战争，是近代基督文明国家的耻辱。尽管当时的英国基督徒反对对华的鸦片贸易，但世俗化力量最后还是压倒了宗教力量，国会通过了向清帝国开战的提案，而开战的目的是为了向对方顺利地贩毒。以后，欧洲别的帝国也陆续与中国进行了战争，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性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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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时代欧洲的对外扩张，欧洲国家说是基督教文明的向外扩张，这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说法，这是在基督教影响下强大起来的国家在世俗化后进行的反基督精神的扩张，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已经世俗化，已经成为物质至上、势力至上的世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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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比，我们在前面也叙述到，由于美国的自身历史形成的基督教特色，美国是近代世界中唯一没有世俗化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意识形态中还有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的精神，美国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对华还是对其他国家，都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一战后的威尔逊原则中，而且在美国的势力成为西方独大的时候，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整合与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一同结束了帝国主义时代。如果翻阅中国外交史，就会发现，基本上都是美国率先要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结束对华的不平等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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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国家因为世俗化的缘故，其外交政策注重实利，不注重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灵活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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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还是基督国家的时候，欧洲的战争多是宗教战争，或带有很强烈的宗教色彩，宗教往往是决定敌我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成为世俗化国家之后，欧洲的近代战争就基本上是完全的争夺利益的战争，争夺霸权的战争，这种持续争夺利益和霸权的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场战争就像在前面所说的一样，是新帝国主义国家要求老牌帝国主义多分一杯羹而引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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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务实外交是近代外交的范本，近代英国完成产业革命后的世俗化务实的外交政策，成功地帮助英国建立起世界范围的“日不落帝国”，并维持了将近200年。英国的务实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维持了英国近200年不打败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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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梅特涅的外交理论建立在完全的世俗利害考虑上，其基于地缘利害原理建立的地缘政治学说，至今还是外交学中不可动摇的指导性理论，关键在于它揭示了世俗化国家之间的外交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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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大并因此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游戏规则之后，欧洲的务实外交风格仍然没有改变，虽然它们仍然是基督教文明国家，与美国信奉同一个意识形态，即民主与自由，在政治上也与美国处于同盟关系，但欧洲国家的外交，仍保持了追求实利的作风，没有像美国那样热衷于意识形态目标，对美国没有亦步亦趋，显示出不同的风格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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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理由，对中国执行坚决的封杀政策，长期不与中国接触，拒绝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法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不顾美国的反对，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也都陆续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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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因为战场上的压力和为了打击社会主义中国的锐气，曾考虑向中国扔原子弹，在征求盟国意见的时候，遭到了英国、法国等盟国的反对。英国、法国没有美国那样的意识形态激情，在处理对立事件的时候，更保守、稳重和务实。我们看到，美国在实施动用原子弹和考虑动用原子弹的时候，目标国都是意识形态的敌对国，并且是非基督教文明国家，在这背后，宗教意识和情绪都起了作用，这个在后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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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因为人权问题屡次制裁中国，而制裁又以经济手段为主。欧洲国家则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一般，每当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首先是日本出来充当和事佬，因为日本与中国经济相对密切，制裁中国，日本会受相应的损失。其次就是欧洲国家率先打破制裁。中国也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反击美国制裁的武器，中国经常将大规模采购订单送给欧洲国家。1996年中国将原预定给波音的飞机订单转给法国时，美国波音公司遭受巨大损失，法国公司则赚了个金银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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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制裁是一把双刃剑，既损害中国利益也损美国利益，美国一些财团和政治家也反对对中国这样大的贸易伙伴进行制裁，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是反对制裁的著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主导着一个对华贸易咨询机构，一直为中国的权益呼吁，反对制裁中国，尤其是反对利用贸易武器制裁中国，为此遭受到美国保守派的不少批评。一般指责基辛格和在国会中主张制裁中国的人士，往往也是基督教的热心人士，如国会中的汤姆·迪勒（Tom Delay）、杰希·赫尔姆斯（Jesse Helms）、迪克·阿米（Dick Armey）等。而基辛格则是个犹太人，不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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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对中国的武器销售问题上，美国与欧洲也发生了冲突。欧洲看到了向中国军售的巨大好处和现实意义，主张予以尖端武器解禁，美国出于对共产国家的戒备也就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对此坚决反对，并且向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使得中国至今买不到欧盟国家的武器，欧盟国家也因此进入不了中国这块巨大市场。此外，大家知道，以色列向中国的尖端武器出口也因为美国反对而泡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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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伊斯兰世界，英、法、德的政策与美国也有所区别，小布什在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时，遭到了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和法国为此付出了战后不许进入伊拉克重建市场的代价，全世界也看到了欧洲与美国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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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差异，现在还在持续，注重国际新闻的人都会发现很多这方面的实例。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异，新当选的伊朗总统就核利用问题向外宣布，“不与美国对话，但与欧盟对话”。现在，伊朗在核问题上都通过欧盟与美国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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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国家的差异，主要表现为对意识形态是否偏重。美国往往基于意识形态动机采取外交行动，欧洲国家则更注重国家利益，追求利益目标。对中国、对伊斯兰世界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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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近些年有个例外引人注目，就是英国的外交。英国自布莱尔当政以来，外交风格一反传统，表现出偏重意识形态的特点，对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亦步亦趋，步步紧跟。其主要原因是，近些年在英国主政的首相布莱尔也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保守派信徒，与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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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是在现代欧洲史上少有的坚定的基督教信徒政治家，是福音派信徒。布莱尔在克林顿时代对美国干涉主义的外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布什时代则毫无保留地支持布什的外交行动。布莱尔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起源于他坚定的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布莱尔将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不在于他的执政业绩，而在于他使英国外交带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而给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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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尔执政开始，就打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旗帜，与国际上迄今流行的主权理论截然对立，将人权提高到神圣的高度。如果这一理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准则，那么，国际社会也就开始了统一在基督教文明下的进程。布莱尔也就是这一理论的首创者，而且因为其当政时的行为，也成了这一理论的实践者。受布莱尔的影响，克林顿与布莱尔联手打了一场人权战争，也就是南联盟战争。在对伊拉克问题上，布莱尔与美国组成英美联军长期轰炸伊拉克，最后，英、美主导西方一些国家占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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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布莱尔主义意味着，政府如果践踏人权，就丧失了合法性。这与美国的人权外交实践一脉相承。布莱尔因其作风，被送给一个绰号，叫“战争传教士”。小布什现在也有一个绰号，叫“从军牧师”，两者很相似，同样，两个人的信仰与外交政策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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