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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美国卡尔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许多政治活动如让位于袁世凯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并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权力之后，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的葬礼也采取了基督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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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期的议会议员当中，基督徒的数量有60多人，占25％左右，[4]很有影响力，这个数字在现在的欧洲国家议会，也属于少见。广州的地方政府官员中基督徒竟占人数的65％，[5]基本上是一个基督徒政府。实际上，考察孙中山革命时期人员的宗教信仰，就会发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实际上是以“客家人+广东人+基督徒”这种人员组成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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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在支配中国政局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除陈氏弟兄之外，其余三大家族即蒋、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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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国从事有关基督传教事业，印过基督教书籍。母亲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与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国留学，很早归信了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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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基督徒。众所周知，蒋介石归信基督，与宋美龄家族有很大关系，宋氏家族对蒋提出的迎娶宋美龄的条件，就是归信基督教。据说，蒋介石在研究了《圣经》以后，就受洗信了基督。这个信仰一直维持到蒋介石之死。据蒋的侍卫官回忆，蒋晚年信仰非常虔诚，一早起来先做祷告，并读一段《圣经》，做祷告和读《圣经》时，每念到上帝之处，此公必向东方脱帽敬礼，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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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在9岁时曾得过病，差点死掉，后由基督教医院治好，自此对基督教产生好感，以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受洗归信了基督。尔后，也去美国留学，巩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军阀势力中，冯玉祥也是一个著名的基督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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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国民党政权期间，统治中国的“四大家族”势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围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属和幕僚，因此，国民党嫡系对中国的统治可以说是基督教家族对中国的统治。这个亲基督教色彩浓重的国民政府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与美国政界有深厚关系。日后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也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并将这种评价向美国政府及社会传递。关于蒋介石的政府，司徒说，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才能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带来希望。他认为中国将在浸润着基督精神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福音化和自强。关于蒋介石本人，司徒说，蒋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和真正的维护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评价蒋说：“据我所知，报刊中那些关于蒋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关于十年前他如何无情地对待政敌的描述，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认为即使如此，这或许是对他更大的推崇。因为从那时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自从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国家安危以来，我便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他的事业。……他甚至在与他最亲近的人相处的时候，也沉默寡言，时刻以公务为念，而不善于做应酬性的闲谈。他具有中国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与礼貌。但其处事的认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国人的胃口。……与各种各样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过高度训练的智慧，当机立断的魄力与勇气，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为一个伟大军人和政府首脑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中始终处于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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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如何，历史会有定论。但这是以后当了美国驻华大使的美国基督徒眼中的蒋介石，反映了美国基督徒对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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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政府，让美国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国的希望。在这种气氛下，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时得到空前加强，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也空前强大，美国与中国结成了同盟关系，进入了蜜月阶段，中国成为美国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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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也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国际政治中为自己赢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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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早年曾长期在美国生活，了解美国的基督教国家性质，深知基督教在美国的作用。因此，在嫁给蒋介石、进入中国政治核心之后，宋美龄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宋美龄自幼习读《圣经》，对《圣经》掌握得很娴熟，在与美国高层交往中，《圣经》的词句信手拈来，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国义勇军最先参加中国抗战的著名的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在与宋美龄见了面之后说：她就是我今后要侍奉的公主。在对美国的宣传当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养，也颇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龄抗战期间访问美国，在国会演讲，在百姓中游走，获得了众多人的好感，访美收获颇丰，赢得了国会和百姓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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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蒋在与美国人的交往中，经常刻意谈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阐述自己内心的宗教世界，打动这些外国朋友。美国基督徒中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赏蒋，美国《时代》杂志掌门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基于同样的信仰和把中国福音化的期望，《时代》杂志把蒋评为1937年度风云人物，并前后两次将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列为《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三次为一个政治人物宣传，估计是《时代》周刊绝无仅有的吧，这为蒋夫妇在美国和国际造了不小声势。这里，同为基督徒的事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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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对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画与宣传，在美国获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无形的走廊说客的作用，为蒋夫妇的政治事业赢得不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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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由于蒋介石夫妇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赢得来自美国的鼎力支持，所以，现代的台湾当局政治领导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捞取政治实惠。较突出的就是“台独”的后台老板李登辉。李登辉自称是基督教徒，并且逮着机会就在美国人面前显摆，在搞政治时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辉在鼓吹自己的态度主张时，将自己比作《圣经》中的摩西，说自己将要带领台湾走出“埃及”，这个埃及当然是指中国，台湾则被比喻为在埃及受难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辉在台湾的绰号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辉的表演拙劣了一些，当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时，此公又换上日本武士长袍，挥舞日本军刀，一下露出了原来是日本武士的马脚。结果，李登辉虽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岛内落了个“李摩西”的外号，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声。当年蒋介石夫妇满口《圣经》的词句，披坚执锐，竭力阻挡无神论共产主义者的洪水，所以获得了美国的鼎力支持。李登辉对基督教了解还颇不在道，比之蒋公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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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民党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全土，几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国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与中国的国民政府亲基督教色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逐渐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的体系，尊天皇为“现世神”，也就是活着的神，把对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间的替身。同时，日本在政治上逐渐法西斯化、军国主义化，建立起一套独裁的专制的国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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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由此与日本疏远，在日本大正民主时代形成的美日合作关系不复存在，美日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到表层，并且日渐尖锐。随着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剧，日本成了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恶帝国。在美国的基督教徒眼里，对人的崇拜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把人提到神的高度来崇拜就是邪教撒旦，军国主义和法西斯都是当时反基督的邪恶势力。此时，美国与日本的矛盾日渐激化，在美国，援助亲基督教的中国国民政府以对抗反基督的日本，成为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础。等到美日开战的时候，联手中国打倒日本则是美国的全民意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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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经过四年内战，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与美国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对立，于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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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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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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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做与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敌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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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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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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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做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做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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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及东欧剧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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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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