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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3]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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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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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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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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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4]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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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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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5]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6]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7]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8]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9]“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10]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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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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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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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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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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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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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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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30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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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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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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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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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釆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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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11]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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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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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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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多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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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希望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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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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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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