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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随着资产阶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它同沙皇政权的矛盾也逐渐发展。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追求政治变革的俄国自由主义运动新的力量来源。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强了对政权的压力，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而沙皇政权不能适应由于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动所提出的变革政治结构的要求，它对社会采取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899年，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政治组织——“聚谈”（Беседа）。1903年11月，“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成立，其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立宪制。1904年“解放同盟”诞生，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解放同盟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要求沙皇颁布一个宪法，而是要推翻现存制度，实现普选权，由立宪会议来制定俄国的宪法。为达到目的，“解放同盟”实际上同革命派别结成了联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支持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欢迎工人运动的兴起，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4］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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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解放运动中的革命派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劳动解放社的成立标志着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列宁主义的诞生宣示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使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民粹主义在经历了19世纪最后近20年的低潮之后重新复活，革命者又拿起手枪和炸弹对付沙皇政权。一些民粹派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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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的矛盾，出现了结构性的系统性危机，国家面临改革或革命的选择。由于沙皇政权的调控能力减弱，俄国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政治传统——由政府主动进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以缓和矛盾、实现发展——已不再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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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引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但革命的真正根源是农民要求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和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改革。第一次革命是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表现为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文化的激烈对抗形式。革命运动与自由主义运动在1905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从而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然而革命力量也并未强大到足以彻底从根本上改造俄国的地步，因此最终的结局仍是沙皇政权在革命的压力下进行改革，1905年10月17日宣言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沙皇政权作出重大让步，君主专制不复存在，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到承认。俄国朝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方向走出了关键一步。杜马成为新的政治斗争舞台。但是，导致第一次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未消除，农民土地问题和政治制度问题仍是俄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失衡的结构仍是引起新的革命的长期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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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危机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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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革命后，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虽然以10月17日宣言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土地改革代表了俄国通过和平革新方式解决问题实现发展的可能性，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以及随后出现的新形势，把系统性危机引向深入，成为导致1917年革命的中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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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推行的改革，第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05年的革命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决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5］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由贵族地主阶级选择的变革方式具有不公正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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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开始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快，农民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提高。此外，村社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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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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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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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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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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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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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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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7］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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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8］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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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在知识阶层中，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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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对社会和政治运动加强了高压态势。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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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认为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立宪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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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尖锐矛盾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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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酝酿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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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在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局面，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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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马和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价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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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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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其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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