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76240
1702976241
但土地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消除。俄国农民及民粹主义政党对改革的抵制和反抗，意味着农民土地问题仍将继续困扰俄国社会，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702976242
1702976243
斯托雷平的第二个目标是对地方管理和自治机关进行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使地方自治机关尽量消除或至少弱化阶层和等级色彩，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中央集权化的管理结构。斯托雷平提出了建立各阶层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各阶层的村社的方案，以期改变农民机构的封闭性和农民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狭隘性。这一改革目标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相适应的。但是由于贵族地主和宫廷集团的抵制，以及为讨论这些方案而成立的地方经济委员会的顽强反对，关于地方改革的方案未能得到实现。
1702976244
1702976245
在1911年有关西部省份地方自治改革法案引起的危机后，斯托雷平以强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在政治上陷入困境：他的改革措施遭到保守派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而他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和独断专行的做法则激起了左派的敌视和自由派的反对。
1702976246
1702976247
斯托雷平于1911年9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这一事件表明，资本主义成分与前资本主义成分的对立和冲突是很难缓和的。但斯托雷平改革还是对俄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作用。“大约从1908年开始，俄国走出了革命危机，进入一个繁荣时期。”虽然俄国在经济上依旧落后于欧洲大国，但农业改革扫除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障碍，为经济进步打开了新的前景。城市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有了显著增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也明显扩大，可以通过工会、合作社、保险公司等维护自己利益。在大城市里面，廉价剧院、赌场越来越多，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国民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个重要指标，新兵的识字比例从1875年21%提高到1913年的73%。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个时期被称为“白银时代”：思想的探索十分活跃，造型艺术、音乐、戏剧、绘画、文学走上了新路，尝试着新的形式。这些都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6］
1702976248
1702976249
斯托雷平被刺身亡之后，政权的改革陷于停滞，政治形势趋于紧张化，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
1702976250
1702976251
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下层”的反抗不断加强。除了农民对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抵制和反抗之外，最值得关注的是大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工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普遍不满以及由此引起的罢工运动的高涨。这是被卷入现代化进程最深、经受其社会和心理后果最切的阶层对社会进程作出的反应。1911年开始，俄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罢工运动趋于活跃，成为战前社会危机的最初征兆。1912年，勒纳事件激起了普遍的罢工抗议浪潮，其中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动机。虽然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水平在总体上仍然有限，具有分散的、地方的和局部的性质，但其发展的趋势是明显的。
1702976252
1702976253
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在组织上更趋成熟，在纲领和策略上更加激进。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层面，社会与政权的对立在发展。1909—1913年，俄国工业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增长时期，比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次工业高速增长时期更加广泛、更加平衡地覆盖了重工业和轻工业，而且较少依赖国家直接或间接的补助和控制。［7］工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明显增长，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在现存制度下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然由贵族独掌。
1702976254
1702976255
在经济上已经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改变政治结构的要求。在新一轮工业高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商界第三代新人，已经作为成熟的、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出现在俄国历史舞台上”。［8］1912年，成立了以莫斯科工商资产阶级为核心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政党——进步党，这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愿望的加强。
1702976256
1702976257
自由主义领袖不断警告沙皇政权：如果拒绝改革，国家就不得安宁，混乱将会加剧，政权将陷于孤立。自1913年末开始，各自由主义政党结成联盟，在“孤立政权”的口号下采取一致行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立宪民主党和进步党的策略从“有节制的反对派”转向“负责任的反对派”，在政治方面提出了更加实际的要求，包括改革选举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等。在知识阶层中，对时局和对政权的不满也在蔓延。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自由主义与沙皇政权相互妥协的局面完全破裂。
1702976258
1702976259
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沙皇政权的思维和行为加剧了战前的政治危机。以尼古拉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年以前的老路上去，对社会和政治运动加强了高压态势。政府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运动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
1702976260
1702976261
这种极端愚蠢的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自由主义反对派中最激进的进步党和立宪民主党左翼开始尝试同杜马以外的极左力量联合，认为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立宪民主党左翼领袖涅克拉索夫甚至要求党放弃议会斗争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到杜马之外。十月党领袖古契科夫断言，“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1702976262
1702976263
总体而言，第一次革命后，沙皇政权被迫进行的改革使俄国政治结构有所调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俄国现代化进程显著加快。但是，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旧有的结构性问题，相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加快，矛盾和冲突还在加剧。一个因现代化进程引起尖锐矛盾的社会，比一个明显停滞的社会更加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这是直到1917年革命为止俄国局势发展的基本特点。
1702976264
1702976265
战争酝酿革命
1702976266
1702976267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社会。虽然在俄国宣战后一度出现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的局面，暂时停止了政治危机的发展，但这一过程很快就恢复了。战争进一步激化了既有的矛盾，推动事态向革命方向发展。
1702976268
1702976269
战争对于俄国经济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和苦难。1915年春天，就已暴露出原材料供应不足、燃料缺乏、熟练工人大量减少、引进机器设备数量骤减等问题。俄国工业既不能满足前线的需要，也不能保证后方的供给。从1916年开始，经济恶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工业企业经常不能完成军事订货合同，铁路运输无力应付不断增加的运输量。战时俄国农业举步维艰，农村中有一半的男劳动力被征召入伍，马和牛的数量因被征用和被屠宰而大幅减少，农业机器和农具的生产急剧下降，矿物肥料的供应在1916年只能满足需求的8%—9%。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谷物和土豆总产量从战前几年的年平均70亿普特连续下降至1917年的50亿普特。1915年开始，不仅对城市居民和军队的供应发生困难，甚至在农村中都出现了粮食危机。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飞涨的物价，莫斯科地区工人平均工资1916年比1914年增加84%，而同期的物价要比1914年增加200%—300%，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增加了4—5倍甚至更多。在毫无出路的处境下，战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持续不断，成为整个社会危机尖锐化的重要表现。
1702976270
1702976271
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被沙皇政权视为最大危险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不断向政权施压。在当时革命政党受到沙皇政权镇压和限制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政党及其控制下的社会组织成为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他们同沙皇政权的公开冲突成为上层危机的显著表现之一，也是使旧制度在二月革命中迅速崩溃的重要因素。
1702976272
1702976273
俄国参战后，主要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决定有条件地支持政府，其领袖把战争视为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良机。米留可夫在1914年9月的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会议上指出，“战争为俄国社会力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使它得以重新参与国家建设。现在，它不应消极地对待社会问题。”［9］
1702976274
1702976275
利用战争组织力量、扩大影响是自由主义运动的重要策略原则。1914年7—8月间，立宪民主党、十月党、进步党等自由主义政党先后发起成立了全俄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全俄城市联合会。这两个组织具有合法地位，担负向军队供应医疗器材、组织救护人员、建立野战医院和军需仓库、疏散伤病员等任务，后来还参与了对军队的粮食供应。到1916年末，在其所属各类机构中工作的人员已达数十万。1915年5月，在全俄工商代表大会上，进步党人里亚布申斯基建议各地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以动员私人企业承担国家订货。在此基础上，当年9月组成了有工商界、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杜马、科技界以及工人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在自由主义政党的策划下，1915年夏秋，合作社联合会、帮助战争受害者协会、全俄劳动委员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1702976276
1702976277
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并非如以往很多学术著作强调的那样只是为了支持战争。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从一开始就赋予这些组织以明确的政治任务，希望它们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工具。由于地方自治联合会、城市联合会、军事工业委员会等组织广泛参与了军事后勤的组织工作，沙皇政权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并承认其地位。正因如此，一些右翼政论家把这类社会组织视为自由主义运动用来逐渐掌握整个国家机关的“特洛伊木马”。［10］
1702976278
1702976279
在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影响和引导下，各社会组织的活动很快从纯粹的事务方面扩展到政治方面。1915年夏天，由于俄军在加利奇的失利以及暴露出来的前线给养和弹药灾难性短缺的问题，各社会组织同国家杜马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互相呼应，向沙皇政权发难。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联合会分别举行代表大会，抨击政府的无能，要求由这两个组织完全掌握对军队的供应事务，呼吁成立有社会活动家参加的新政府和召开杜马会议。充满反政府情绪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治要求。结果，尼古拉二世被迫改组政府，其中包括任命由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提名的波利瓦诺夫为军事大臣。
1702976280
1702976281
在战时俄国政治中，各社会组织成为自由主义运动联系各阶层人士进行政治斗争的纽带。一个从上到下、遍布全国的社会组织网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掌握政权奠定了基础。
1702976282
1702976283
通过在社会组织中的共同工作，自由主义运动内部知识分子和工商资产阶级这两支主要力量间的联系得到了加强，其主要表现之一便是立宪民主党与进步党的接近。进步党很重视实业界与知识界的联合，而立宪民主党内也有许多人意识到，必须以西方类型的资产阶级来取代旧式的知识分子。“工业界、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国防方面的共同工作，有力地把我们‘第三等级’推上了俄国生活的前台”，“俄国社会将此视为官僚制度之后合法地领导俄罗斯国家的过程”。［11］
1702976284
1702976285
自由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了加强同革命力量联合的主张。1915年秋，担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古契科夫和科诺瓦洛夫与该委员会中的工人团及其领袖格沃兹杰夫和波格丹诺夫进行接触并达成某些妥协，有关的活动为形成“革命护国主义者”联盟奠定了基础，而革命护国主义者在二月革命后在建立联合政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702976286
1702976287
战时俄国政治的转折点是1915年8月成立了以自由主义政党为主、联合了杜马多数代表的进步同盟。成立进步同盟最主要、最直接的目的，是聚集杜马中的反对派力量，争取改组政府、改变国家治理方式。米留可夫曾公开表示，进步同盟的意义在于解决政权问题。
1702976288
1702976289
在9月初沙皇下令杜马休会之后，进步同盟决定保持合法性，继续组织力量，准备在杜马复会时发起新的政治攻势。立宪民主党领导人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表示，同盟“决定不回答任何挑衅，而报之以忍耐和理智。到战争结束时，我们等着瞧”。［12］
[
上一页 ]
[ :1.7029762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