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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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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阅 Геллер М. 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997. Том 3. 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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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Хеймсон Л. Об истоах революци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No 6. 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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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wen T. G. Capitalism and Politics in Russia: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oscow Merchants, 1855—1905. Cambrige, 1981, p. 200.Merchants,1855—1905. Cambrige, 1981,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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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Буржуазия накануне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 М. -Л. , 1927. 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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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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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Думова Н. Г. Кадетская партия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 февраль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 М., 1988. 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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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Палелог М. Ца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во время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 Пг. 1923. 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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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ГАРФ. Ф. 523，ОП. 3, 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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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 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有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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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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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200年。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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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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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制约，要比欧美资本主义兴起的进程与发展程度有很大差距。因此，农奴制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绊脚石。农奴制是一种强迫劳动，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阻碍了技术进步，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市场的形成。这样，使俄国工业革命与农奴制发生严重冲突。另外，长期实行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日益加强，俄国农村中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争取人身解放，以及为争取获得作为小农经济生产者独立经营地位的必要条件的土地，农民频繁地进行了反对地主的起义。在农奴制手工工场中，也爆发了农奴的反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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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俄国沙皇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来缓解矛盾，达到挽救封建王朝的目的：一是用加紧对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和市场的办法，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9世纪上半叶，俄国先后通过侵略战争，夺取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在中国东北强行割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但侵略战争并没有达到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挽救农奴制。1854年3月，英法等国向俄国宣战，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迫使沙俄交出对黑海及沿海地区的控制权。沙俄的战败，清楚地表明：第一，由于沙俄向东北扩张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从而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也反映了沙俄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存在巨大差距；第二，战争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对此列宁指出：“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2］由于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生活更加恶化，因而，战争不仅没有缓解农奴制的危机，反而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据沙皇政府第三厅的记录，1858年发生了86次骚动，1859年为90次。在1861年到1863年，俄国就发生了两千多起农民骚动，其中1861年就达1176次。在第一种办法挽救不了农奴制的条件下，沙俄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改革的办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1861年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宣布农奴的人身解放，规定了农民赎买土地的有关办法。法令的具体内容是：有关农奴的人身解放方面，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出卖农民或交换农奴和任意惩罚农民的权利；农民有自由处理自身财产的权利；农民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可以订立契约和拥有动产与不动产。有关处理封建社会核心问题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法令规定在交纳高额赎金的条件下，给农民以份地，归其长期使用。俄国农民用高价赎取的土地，在大部分地区是由村社共同占有，分给农民使用。这里要指出的是，农民在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与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这些都由地主制定的契约加以规定，并由地主加以监督执行。这次农民改革的法令，只涉及地主农奴。1863年和1866年此法令的一些基本原则又推行到100余万采邑农奴与950万国家农奴中去。之后，又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进行农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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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的农民改革法令，虽然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并没有动摇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与支配权。就是说，作为确保封建社会地主统治与剥削农民的基础——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61年的法令明文规定：“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说，在进行农民改革时，首先不仅保持了地主原来的土地，并以“割地”形式夺取了农民20%以上土地，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其次，在划归农民耕种时要确保地主首先占有足够数量的优质土地，并还可以随时收回农民的份地，就连农民赎买的份地，地主也同样有权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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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861年的不彻底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改革，远未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国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它毕竟标志着俄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开始，推动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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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促进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演进，迫使农村地主经济逐步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过程在俄国是十分缓慢的。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农民改革后，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地主并没有经营大农场所需的农具和经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验。另外，改革后，劳役制虽遭到了破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大量的土地乃控制在地主手里，地主还享有各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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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改革前，俄国的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和宫廷农奴三部分构成。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3］但是，很多贫农由于无力耕种手中的土地，不得不出租给富农，而自己到城市去做雇工。富农除了自己的份地外，还购入和租人大量土地。这样，占农户20%的富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占全部农田的35%—50%，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只有20%—30%。耕畜与农具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38%—62%的耕畜和70%— 86%的改良农具属于富农，而贫农只有10%—31%的耕畜和1%—4%的改良农具。［4］在1896—1900年，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就从560万增加到660万（农户总数为1100万户）。这意味着，2400万—3000万的农民生活极为困难。［5］农民分化，使得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要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全俄农业工人已超过350万人，占农村中成年劳动力的20%。再加上农民改革时已使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农民分化趋势的发展，开始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这约有150万户。与此同时，开始形成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和其他工人。他们占农户总数一半以上，约650万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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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民改革后，促进了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的发展。1876—1894年，农业机器增加2.5倍以上。1864—1905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近50%，粮食产量增加1.6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4.5倍。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提高，在改革后的40年间，每个劳动者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27%左右，马铃薯增加2倍以上。［7］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商品流转量与国内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民改革初期，国内商品的流转主要依赖国内大多数农民从事生产的农产品。后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与交通的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使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同时，由于农民的税捐负担重与必须偿还土地赎金等因素，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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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业生产发展后，还形成了专业化的农牧区，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商业性谷物地区和畜牧业地区。这对增加农畜产品的商品交换起了不少作用。这从谷物的铁路运输的增长就可以证明。1876—1880年至1891—1895年间，6种主要谷物运输量平均增长了1倍多，谷物运输量在1861—1895年间增加了4.5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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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内市场的扩大，还与农民改革后俄国把土地变成商品有关。1863—186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为860万俄亩，1893—189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几乎增加了1倍，而且90年代的地价比60年代增加了2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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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看到，农民改革后，俄国工业也得到发展，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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