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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促进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演进，迫使农村地主经济逐步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过程在俄国是十分缓慢的。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农民改革后，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地主并没有经营大农场所需的农具和经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验。另外，改革后，劳役制虽遭到了破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大量的土地乃控制在地主手里，地主还享有各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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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改革前，俄国的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和宫廷农奴三部分构成。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3］但是，很多贫农由于无力耕种手中的土地，不得不出租给富农，而自己到城市去做雇工。富农除了自己的份地外，还购入和租人大量土地。这样，占农户20%的富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占全部农田的35%—50%，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只有20%—30%。耕畜与农具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38%—62%的耕畜和70%— 86%的改良农具属于富农，而贫农只有10%—31%的耕畜和1%—4%的改良农具。［4］在1896—1900年，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就从560万增加到660万（农户总数为1100万户）。这意味着，2400万—3000万的农民生活极为困难。［5］农民分化，使得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要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全俄农业工人已超过350万人，占农村中成年劳动力的20%。再加上农民改革时已使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农民分化趋势的发展，开始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这约有150万户。与此同时，开始形成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和其他工人。他们占农户总数一半以上，约650万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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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农民改革后，促进了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的发展。1876—1894年，农业机器增加2.5倍以上。1864—1905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近50%，粮食产量增加1.6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4.5倍。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提高，在改革后的40年间，每个劳动者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27%左右，马铃薯增加2倍以上。［7］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商品流转量与国内贸易市场的扩大。农民改革初期，国内商品的流转主要依赖国内大多数农民从事生产的农产品。后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与交通的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使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同时，由于农民的税捐负担重与必须偿还土地赎金等因素，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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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业生产发展后，还形成了专业化的农牧区，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商业性谷物地区和畜牧业地区。这对增加农畜产品的商品交换起了不少作用。这从谷物的铁路运输的增长就可以证明。1876—1880年至1891—1895年间，6种主要谷物运输量平均增长了1倍多，谷物运输量在1861—1895年间增加了4.5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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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内市场的扩大，还与农民改革后俄国把土地变成商品有关。1863—186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为860万俄亩，1893—189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几乎增加了1倍，而且90年代的地价比60年代增加了2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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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看到，农民改革后，俄国工业也得到发展，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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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商品交换增加，市场扩大，从而大大冲击了自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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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使俄国进一步走上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从总体上讲，不论在经济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方面，都仍然是由贵族地主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因此，改革后社会经济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日益发展与深化。到1905年广大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波及全国1/3的农村地区，全年农民起义达3000多起，仅1905年底前的3个月内，就有农民起义1590次。在沙俄军队中，这一年由穿军服的农民引发的士兵起义达百余次。［10］在上述背景下，被1905—1907年工农革命运动吓坏了的沙皇专制政权，看到了单单靠残酷的镇压手段难以维持统治。为了保持政权，顺应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考虑对农民实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样在1906—1910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1906年11月9日颁布法令，1910年6月14日为国家杜马批准的关于农民退出公社的条件的法律，该法令的标题是“关于有关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某些规定的变更和补充”。该法令的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可以把份地变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具体办法是，把全部农民的土地分成两种：一种是村社自从分配土地以后，不实行土地的再分配，这种不再分配的村社，直接确认为份地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另一种是村社实行再分配的，其任何农户有权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都可以随时要求确定为他个人的财产。所有转为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或抵押。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从1906年11月到1916年1月1日，在申请确定土地为私有财产的270万农户中，完全退出村社的农户有200万，退出村社最多的是1908—1909年，要占所有各年退出去的总数一半以上。这次改革是继1861年改革之后的俄国资本主义“第二次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列宁把要根本破坏旧的、中世纪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斯托雷平改革称为“最后一个气门”。他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11］这一改革也并没有缓解农村中不可调和矛盾，农民运动并没有终止，富农——独立农庄主（斯托雷平式的地主）和农村贫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更趋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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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农业发展的角度看，改革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俄播种面积，在前帝俄71个省和区，从1901—1905年5年的平均8830万俄亩增加到1911—1913年时期的9760万俄亩，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10.8%。同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更快，棉田扩大了111.6%，向日葵——61%，甜菜——39.5%，烟草——18.5%。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数量也增加了，从1900年到1913年使用机器的价值增加约3倍，但只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大的富农经济中使用。农业中使用的化肥也有较大增加，1900年进口600万普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912年进口了3500万普特，国内还生产了324万普特。谷物产量也有较大增长，1900—1904年谷物年均产量为39亿普特。1909—1913年增加到46亿普特，1913年为丰收年，谷物产量达到50亿普特，按人均计算为574.9公斤。由于农业的发展，其商品率也有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主要依赖地主与富农经济的发展，以谷物为例，1913年，地主与富农生产了全部粮食的一半（地主为6000万普特，富农为1.9亿普特），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71.6%。与此同时，俄国农产品出口也随之增加，1911—1913年比1901—1905年年均增加60%。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指出的是，俄国农产品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沙皇政府实行“饥饿输出”改革的结果。当时沙皇的口号是“吃不饱，也得出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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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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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改革前，俄国工业主要表现两种形态：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城市小手工业。自17世纪后半期起，在俄国的手工业中已产生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作坊。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对工场手工业实行扶植与鼓励的政策。俄国工业在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过渡。与市场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形态。到了18世纪末，俄国已有手工业工场1200个，其中冶金和金属加工业200个，轻工业（麻布业、呢绒业、丝绸业、棉织业和制革业）有近千家，共雇佣工人42万人。［13］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对外军事扩张与西欧产业革命的影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趋势，这标志着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1845年已有工场9994家，这个时期不少行业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1860年雇佣工人已达53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1.4%（其中加工工业的雇佣工人占87%）。棉纺织业在工业中发展最快，雇佣工人已占95%，并在19世纪初已开始使用蒸汽机。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860年的彼得堡成为机器制造业中心，已有15家机器制造厂。［14］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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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纺织工业，它也是俄国最先进的一个工业部门。1846年俄国已有70万纱锭。到1861年，机器纱锭已增加到200万个。1861年后，纺织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861—1881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机器织布工厂挤掉了手工织布业。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甜菜制糖业、造纸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1860年，使用蒸汽动力制糖厂生产的糖已占全国产量的84%，机器造纸占全部纸张生产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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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俄国落后的一个部门，19世纪30年代俄国才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长1俄里），1851年建成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到1861年，在辽阔的俄国才约有1488俄里的铁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必须要有良好的交通道路。为此，沙俄在农民改革的头十年里，把2/3的资本投入铁路建筑。这使得从1861—1881年的20年间，建筑铁路19500俄里。铁路建筑的发展，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开始生产铁轨。在农民改革后的40年中（即从1861—1900年），生铁的产量与石油产量迅速地增长，几乎增加了10倍。乌克兰的煤产量在1861—1881年期间，增加了14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从1861—1881年，工人人数增加了1倍，到1881年已达到66.8万人，此时，俄国已有一半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工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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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俄国工业进入了一个发展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工业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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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俄国内市场的发展，并且俄国已卷入世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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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861年农民改革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工业仍受到农村半农奴制与自然经济残余的严重影响，但进入90年代农民的分化进程加速了，城市人口与工业、商业的人口大大增加。对形成资本主义市场起了促进作用，亦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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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如前面指出的，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为90年代后期工业高涨打下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70—80年代大规模修建铁路，对今后的工业高涨具有重大的意义。188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为26024公里，1890年为30596公里，1900年为53234公里，这样，1885年至1900年的15年中，俄国铁路网扩大了1倍。这一时期，铁路平均每年增长2000公里以上。到1901年长达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大体完工。［16］这条铁路对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经济联系，统一市场，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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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引进外资对工业的推动作用。在工业高涨时期，投到俄国工业的外资增加了4倍，到1900年已达到了10亿卢布（1890年为2亿卢布）。从1896年到1900年，成立了19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1/4是外国企业。外资在全俄股份资本中的比重，在1890—1900年期间由1/3强增长到约占1/2。外国资本在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高达74%。南方的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俄国从外国进口了大量技术设备。在工业和铁路的投资中，有25%以上是用于进口设备的。［17］列宁针对这一情况指出：“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1898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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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沙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发展国有经济与增加国家订货等政策，对90年代工业高涨也起了促进作用。沙俄政府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土地与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掌握的全部军事工业和92%的铁路投资，使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也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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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原因，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就其速度而言，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俄国工业发展情况还可从表1材料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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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世纪90年代俄国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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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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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内，企业数增加了18.3%，工人人数增加了66.5%，工业产值增加了1倍。在这一期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值增加了1.5倍以上。金属冶炼与能源部门增长速度更快，生铁产量从1890年到1900年增加了2倍（从5660万普特增加到17910万普特），钢产量增加近5倍，石油产量增加了1倍。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开采量与美国相等，而到该世纪末甚至曾一度超过美国。机器制造业在迅猛发展的铁路建筑业带动下，也得到较大的发展。19世纪末，俄国已有569家工厂制造工业劳动工具，181家企业生产农业机器，14家机车和车厢工厂。纺织工业也是快速发展的部门，从1890—1900年，纺织生产的产品增加了97.5%，织布生产的产品量增加了75.4%。这10年间，俄国棉纺织工业的设备，平均每年增加220000只纱锭和6400台织布机。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与当时俄国的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沙俄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二是俄国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业原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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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发展，使得俄国国内外贸易也得到很快发展。从1890—1900年，俄国内商品流转额几乎增长了1倍。在对外贸易中，谷物、糖、亚麻、木材、石油等产品的出口量大有增加。在工业高涨的19世纪末，俄国还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银行信贷系统。到1899年底，作为俄国货币中央发行机关、最大的国内短期信贷银行的国家银行，在全国各地区已有9个办事处与104个分行。另外，贵族土地银行有26家分行，农民土地银行有39个分行。还有42家商业股份银行，10家抵押贷款股份银行，116家信贷互助公司，241家城市银行，十分众多的储蓄银行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