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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革命期间，列宁对俄国国情的认识是准确的，据此制定的革命策略也是符合俄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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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列宁在《两种策略》中写道：“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1］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列宁非常鲜明地主张在俄国搞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他接着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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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一直主张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写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之后，他给俄国革命提出的任务仍然是民主革命，并为此批评了主张立即在俄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等人。列宁认为俄国需要民主革命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917年1月9日，列宁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谈到未来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接着表示，“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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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动身回国，在告别瑞士工人的时候，列宁仍然认为，俄国的任务是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离他们这些革命者还非常遥远。1917年3月中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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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有可能“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但它能够使俄国革命具有浩大声势，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极好的条件，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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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为止，列宁对俄国国情的分析，对俄国革命的定位和采取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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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大转折——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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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发生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回国后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转变。正因为突然，不仅其他党派不表赞同，而且当时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都跟不上。支持列宁四月提纲的只有柯伦泰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提出反对“老布尔什维主义”、“反对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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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本人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准备都显得不够。此前列宁一直坚持革命的阶段论，主张俄国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1917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怎么搞？全党不清楚，列宁本人也不很清楚，而是走一步，看一步，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样子。这就难怪老布尔什维克们跟不上了。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都批评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普列汉诺夫说，俄国还没有磨出可以烤制社会主义面包的面粉，俄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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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批评，列宁当时没有实质性地反驳，直到5年之后，1923年初才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给以回答。不是否认“缺乏物质前提”的命题，而是提出变更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夺取政权，然后借助于政权的力量来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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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不发达，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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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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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8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5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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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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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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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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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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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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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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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倒退，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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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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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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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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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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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国有化了。他们把国有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就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7］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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