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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质经济前提，指的是：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不发达，人数没有达到国内的大多数。这两点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者所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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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的反对、质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是基于列宁以前所坚持的理论的。稍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他们担心少数人举行起义会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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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解决不了三大问题：和平、土地、面包。这倒不是它不想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历史给予它的时间太少了，只有8个月，而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激情下，结束战争也并非易事（回想一下，列宁为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足足花了5个月的时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提出的三大问题都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用彻底的民主革命完全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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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列宁是革命家、政治家，他不抱着书本，哪怕是他自己写的书本不放，而是根据形势的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战争失败，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反政府情绪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既然有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自然应当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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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列宁的一些说法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列宁需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这种做法确实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存在矛盾，所以列宁在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强调这还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用一些模糊的说法。例如，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日益发展，在俄国这还没有直接提上日程，但是我们已经进入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状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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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断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但当时的俄国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离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还很远。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服党内的反对者，就必须提出另一种完成民主革命的标准，列宁也想出了这个标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而且应当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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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17年4月写就的《论策略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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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者从实际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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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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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要看是什么革命了，是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形态革命？政治革命的标志确实是国家政权的转换。而改变社会形态的革命，虽然也需要解决政权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具体的物质前提问题。马克思说过，一种社会形态在竭尽其潜力之前是不会灭亡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潜力显然没有竭尽，借助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仅仅一个政权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现实也说明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倒退，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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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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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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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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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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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国有化了。他们把国有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就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7］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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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收走农民的几乎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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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且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正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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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把小生产看成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业。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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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做“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而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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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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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作了检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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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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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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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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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又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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