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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列宁的上述论断后来派生出对国家政权的迷信，即“政权万能论”，认为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干任何事情。于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纷纷利用手中权力，抛弃原先规定的民主改革的任务，超越阶段，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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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错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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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我们看到“政权万能论”的实践——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就能够改变一切。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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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在握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开始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措施，由国家直接控制生产、分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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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不仅消灭工业部门的大资本主义，实行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而且把中小企业也国有化了。他们把国有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社会化的手段和捷径。然而，国有化不等于社会化，国有资产不一定就是全民资产。布哈林看到了这个问题，试图把通过国有化实现的社会化说圆，所以他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解释说，“既然我们考察的是整个过程，从强制实行剥夺直到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这也是一个过程），那么，无产阶级同全体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就会越来越小，最后完全消失。这也就为社会化这个名词找到了根据”。［7］但是列宁不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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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实行“粮食专政”，禁止粮食的自由买卖，实行粮食征收制，名义上仅征收农民的“余粮”，实际上收走农民的几乎全部粮食，包括种子粮、口粮等。与此同时，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富农，打击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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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苏维埃政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掌握在国家手中。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全国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且这种免费供应的种类还逐步从食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其他用品，最后发展到住房、交通、观剧等等也都免费。那时布尔什维克发现用军事强制手段可以最迅速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正当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时候，军事共产主义反而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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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把小生产看成是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为消灭小生产，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大力组织公社和集体农业。但是这种吃大锅饭的组织并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很快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养老院。因此列宁改变提法，说组织集体农庄不是当务之急，允许个体农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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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措施后来被列宁叫做“军事共产主义”。三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利用手中的政权，在贫穷落后甚至濒临破产的俄国，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当时的战争环境逼迫所致，而是执政党的主观认识和无视现实的超越阶段的追求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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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当时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认为只要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货币、市场，实行有计划的经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设计的道路，却被布尔什维克党搬到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俄国，试图用超越阶段的办法，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借助于改变生产关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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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后来承认，这是无视国情，犯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错误。他多次就此作了检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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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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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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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任何一条通道，都需要有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愈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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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又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遇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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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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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创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适应军事的需要，各交战国都采取一些战时措施，如把一些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企业或军工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国有化，国家实施粮食垄断和食品配给制、粮食征收制，等等。俄国的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也都实施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接手了这些现成的措施，贴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标签，就变成了“共产主义措施”，后来就叫做“军事共产主义”。这些措施同沙俄和临时政府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实施国有化、粮食征收制的时候，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执行得更加坚决，更加严酷。其结果就是激发广大农民举行暴动来反抗“暴政”，导致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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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落后的俄国是不能超越阶段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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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情的再认识——向新经济政策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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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的逼迫下，列宁对俄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承认俄国资本主义严重不足，需要向后退。20年代初列宁多次谈到，俄国与其说吃资本主义的苦，不如说是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这标志着列宁对俄国实际的认识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1919年3月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俄国的落后性说：“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11］这是从官僚主义问题切入俄国的国情，虽然还不是全面审视俄国的国情，但重提落后性表明，列宁对俄国的落后性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后来随着向新经济政策转变，列宁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地强调俄国的落后性。这实际上是俄国从军事共产主义退向新经济政策的实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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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吃“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表现在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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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落后。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承认并多次提及的。但起初列宁认为虽然俄国经济技术落后，但迅速崛起的西方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会给予俄国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从而解决俄国的落后状态，拯救俄国革命。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始终强调革命的国际性，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乃至策动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的革命。但是列宁的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20年代欧洲革命进入低潮，列宁更加感觉到经济落后对苏俄实现社会主义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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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写道：“ ‘我们’直到现在还常常爱这样议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从中抽取了两种结构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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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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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这种认识，列宁号召用一切办法坚决发展流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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