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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夜间11点多，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在事实上接受政府权力。28日（3月13日）凌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布公告：“旧政府的措施使国家陷于破灭。在这一严重情况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认为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临时委员会意识到通过这一决定的全部责任。它相信人民和军队将帮助它完成重任，建立一个符合人民要求并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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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就作为革命的中心领导起义。傍晚，成立了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具体负责起义的组织工作。2月27日一天中，起义士兵人数从早上的1.02万人增加到傍晚的6.67万人，与军事委员会同犹豫不决的部队进行谈判、促使其转向革命的努力直接有关。军事委员会在起义士兵的基础上组建了最初的一批革命部队，并使用这些部队执行占领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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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宣布掌握政权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获得广泛支持的权力机关，得到了自由派和民主派高层的支持和彼得格勒起义士兵的拥护、一些沙皇大臣和官员的效忠，以及主要盟国英、法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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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向政府机关和重要机构派遣政治委员，使主要中央管理机关在自己的控制下恢复了活动。政治委员一般都在武装卫队的护送下到达相关政府机关，开始发号施令。而彼得格勒苏维埃没有往政府部门派遣任何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是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新政权以及控制政府权力的最重要措施，是实现政权更迭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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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还直接领导了革命暴力并组织了对革命的保卫，使自己成为二月期间革命司法的中心。杜马领袖很快就开始利用逮捕作为同旧政权斗争的手段。罗将科曾以逮捕“大臣会议全体成员”相威胁，要求其立即离职并将权力移交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27日夜里宣布掌握权力后，杜马临时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广泛地使用逮捕手段，以便直接控制中央机关。它在派出政治委员的同时，授予他们对旧官员、军队指挥员实行撤职和逮捕的权力。逮捕的范围后来扩大到宪兵、警察、情报官员。在二月革命反对者眼中，革命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夺取政权的斗争走上了街头，转变为全俄范围的暴行，即对于有产者的公开暴力……红色暴动的标志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流血……在这一犯罪行为中，最大的教唆者和罪犯就是第四届国家杜马——犯罪的第四届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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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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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沙皇专列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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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维埃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与孟什维克一致，他们在二月革命中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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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的谈判通过了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了八点纲领：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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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通常认为，二月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理解为可以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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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谈判达成的协议确定，临时政府只是一个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临时管理国家的机构，它无权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任何重大问题，也不能建立任何常设的管理制度，因为那都是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的。临时政府的这种暂时性政权的特点还不是它履行政治职能的最大障碍，更大的问题在于彼得格勒苏维埃对它的牵制、施加的压力以及它不能单独调动军队和警察执行自己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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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对政权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2月到10月间政治乱局的根源。原有的权力结构彻底破坏，新的权力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一切都将由未来的立宪会议决定，而立宪会议的选举、召集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之前只有一个权力和地位受到诸多限制和掣肘的临时政府来应付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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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临时政府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临时政府对二月后的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最基本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最终被群众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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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以外的“电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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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和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彼得格勒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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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以外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的直接来源是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委员会派往交通部的政治委员布勃利科夫通过铁路电报系统发出的一份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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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27—28日的那个夜里，布勃利科夫一到交通部就立即控制了对全俄铁路的管理权，但他最初采取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利用铁路电报网络向全国铁路车站站长发出电报，宣告政权已转到国家杜马手中：“铁路员工们！造成国家生活各个领域崩溃的旧政权已经完结。国家杜马委员会已着手组建新政权，并以祖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拯救祖国现在取决于你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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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科和布勃利科夫共同署名的电报震动了整个国家，在加快革命的发展和使政权转到杜马临时委员会手中起了重要作用。电报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事态发展的速度，因为当时沙皇政权还存在着。但是电报表现出的那种权威的、居高临下的、威严的口吻，无可争议地令人相信它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正是从布勃利科夫的电报中，全俄罗斯听说了革命，并知道是杜马制造了它。在这之后沙皇退位就显得是次要的形式了。但是……在布勃利科夫勇敢地庄严地向全俄罗斯宣告新政权建立时，事实上它还根本不存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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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革命的消息向彼得格勒以外传播以及革命本身向各地辐射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这一份电报，还有其他一些电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被视为“电报革命”的组成部分。例如，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电报通讯社的政治委员格隆斯基和萨拉兹金发往各省报纸的电报新闻稿，也是“电报革命”的实际推动因素。电讯稿在地方上的出现和传播，意味着二月革命最初几天外省的信息闭塞状态被打破，并且有力地促进了地方上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迅速胜利。又如，杜马临时委员会派往政府各部门的政治委员到任后立即向地方发号施令，这些命令同样以电报方式传达到各地相应的下属部门，而地方部门也纷纷回电承认政治委员权力。此外，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一系列决定，也都是通过电报传达到地方并得到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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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革命”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十分微弱的事实，也表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局势发展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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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Ро∂зянко М. В. Крушение империи. Харьков. Изд. Петербук. 1990. 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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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Февраль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17 года, http://www.kro.su/article/show/?id=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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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Чурбанов В. IV Дум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озданная предотвратить - вынужденная возглавить. http://www.russia — today. ru/2006/no_03/03_centenary.html.2008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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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Телеграмм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IV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М. В. Родзянко Императору Николаю II о начал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в Петрограде. http://www.krugosvet.ru/ar-ticles/109/1010974/1010974a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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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История КПСС М., 1966. Т. 2. С.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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