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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7月3日开始的运动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还存在不同看法，一天里对运动的态度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出面领导，再到取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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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非常矛盾。“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布尔什维克在游行队伍中的带头和鼓动，组织喀琅施塔得水兵到彼得格勒参加运动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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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态度尤其令人关注。“七月事件”开始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人向在芬兰的列宁报告了彼得格勒的情况。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火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时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上万名武装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的坚持下还是同喀琅施塔得水兵见了面，对他们表示欢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水兵们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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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当前运动的态度是不明朗的。他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认为同时也要准备好撤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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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分队保卫临时政府，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点，原先保持中立的卫戍部队几个团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里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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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最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运动。5日凌晨2—3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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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协力平息了动乱，意味着双重权力现象的终结。“七月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标志着二月革命以来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导致了俄国国内政局的根本性变化。“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列宁充分意识到了现实的严峻，他指出：“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8］列宁在这里表达的显然是革命前景的不确定性，他提到了多种可能性，而完全没有谈到任何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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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修改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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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月事件”后十分困难的处境下，布尔什维克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修改了口号，不事声张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崛起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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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问题是俄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决议对战争问题的表达是比较空洞的，如“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只有至少几个交战国的全部政权转到真正能够消灭资本压迫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级手里，才能用民主的和约结束这场战争”。直到8月初，列宁还是坚持赞成和平、但不承认单独媾和、不进行谈判的立场。支持这个立场的逻辑依据是不太容易理解的，大概当时的群众也不会很清楚。但是，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开始提出立即结束战争的口号。在8月31日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权”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立即建议各交战国人民缔结普遍民主和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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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土地问题也是1917年最迫切的问题之一。8月以前，布尔什维克尽管支持农民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但不同意按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而主张对全国一切土地国有化。1917年6月，社会革命党把平分土地写进了自己的党纲，但遭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强烈批评。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就把这个社会革命党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农民的口号，接了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8月底明确提出，要“立即无偿地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把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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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厂给工人”也是1917年风行的一个口号。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分配给工人集体。布尔什维克主张实现企业国有化，即将其变为国有资产，交给国家机关掌握。到8月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仍然不认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但保证“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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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形式问题上，二月革命后民族关系的现实促使布尔什维克考虑联邦制问题。列宁在6月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的口号，但这主要还是原则立场的表达，不直接涉及对具体民族问题的处理。到8月份，布尔什维克开始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争取非俄罗斯民族的支持。8月31日它公开地明确地宣布：要“真正实现俄国境内一切民族的自决权，首先满足芬兰和乌克兰的要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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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表明它敏锐地把握住了大多数俄国人民的脉搏，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紧密地与他们站在一起，获得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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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失势与布尔什维克党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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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事件”过后，李沃夫辞去总理职务。新组成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第二届联合内阁中有8人来自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7人来自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政党。这个被称为“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表示，为了“维护新的国家制度，使其免遭任何无政府主义的和反革命的危害”，不排除采取最极端措施的可能性。7月9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根据策列铁里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克伦斯基政府是“拯救革命的政府”并拥有“无限权力”。苏维埃对政府的影响力明显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权力局面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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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务会议，希望动员全社会力量再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持抵制立场，未派代表参加。克伦斯基在会上呼吁实行妥协与和解，而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等军队将领则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恢复秩序。国务会议并未能起到巩固政府地位、稳定国内形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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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的加剧，不仅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军事专政，甚至在立宪民主党领导层中也出现了寄希望于实行更强硬的政治方针的倾向。米留可夫认为，“生活将迫使社会和人民接受关于外科手术不可避免的思想”。他断言，克伦斯基将同科尔尼洛夫妥协，因为他“别无选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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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犹豫之后，克伦斯基批准设立直属于大本营的彼得格勒军事长官职位、向彼得格勒调动可靠的部队。8月24日，科尔尼洛夫把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军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试图控制首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随后，他要求克伦斯基交出全部军事和民事权力。于是，克伦斯基通电全国，宣布科尔尼洛夫为反叛，并解除了他的总司令职务。来自苏维埃、工会和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在内的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成立了“人民同反革命斗争委员会”，携手平息叛乱。在彼得格勒派出的宣传员的影响下，克雷莫夫部队中的士兵拒绝执行命令。克雷莫夫无法指挥部队，在单独与克伦斯基见面后开枪自杀。9月1日，科尔尼洛夫在大本营被逮捕，叛乱遭到彻底失败。当天，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执政内阁并亲任俄军总司令，同时宣告俄国为民主共和国。次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决议案，宣布支持克伦斯基的执政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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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八月叛乱的失败，国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动，在总体上出现了左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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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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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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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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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4］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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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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