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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右翼力量因组织和参与叛乱而受到毁灭性打击，事实上不可能再参与政治角逐。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因与军事叛乱有牵连而名声扫地，米留可夫等党的领导人被要求离开首都去了高加索，不少普通劳动知识分子党员因认为党的领导人支持叛乱是背叛了自由主义原则而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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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临时政府把进行战争、恢复秩序放在优先位置，而在和平、土地、立宪会议等迫切问题上依然无所作为，从而使得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而这在客观上为他们的左倾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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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几乎是无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群众的影响力减弱，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地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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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布尔什维克走出了“七月事件”的阴影，开始对局势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米留可夫承认，“现在王牌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政治钟摆急剧地转向左边”。［14］作为一个政治家，米留可夫看到了局势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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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由苏维埃接管权力的决议案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所接受。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对主席团的不信任案，齐赫泽、策列铁里等被迫辞职。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一职也改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诺根担任。这一被称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发展到其他一些城市，使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些地方的苏维埃。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进展，布尔什维克进一步接近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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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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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主张公开同政权对抗、发动武装起义的声音越来越高。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作出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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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对的意见也很强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得到西方无产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目前宣布武装起义是拿党的命运、俄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孤注一掷；党应该利用预定在10月20日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来扩大影响并准备参加立宪会议选举；未来将是一种联合型的国家机关，即立宪会议加苏维埃；在这个基础上，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有很大机会获得真正的胜利。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他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发表声明，认为在现有的社会力量对比下，撇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动发动武装起义，是极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的、绝望的举动。还有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也对武装起义表示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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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洛达尔斯基也警告说：“我们应该知道，掌权后我们将被迫降低工资、增加就业出路，将被迫实行恐怖……我们不能拒绝这些手段，但我们也没有必要匆忙去接近它们。”［15］有一些布尔什维克认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和平方式促使临时政府辞职是最为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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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注意到，“右翼对我们的恼怒日益加剧，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在发展，这使我感到恐惧。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些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做出严重的残暴事情……而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整顿好国家生活。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卷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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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开始准备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这个过程是公开进行的。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具体领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以德军已经逼近首都为理由，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作为指挥起义的机关。在号召保卫革命的首都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积极活动，宣传只有推翻临时政府才有可能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到了不想打仗的士兵对起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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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斯基在10月24日的预备议会会议上曾要求获得特别授权以对付布尔什维克暴动，但未获同意。深夜，预备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由孟什维克领导人唐恩起草的决议案，其中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布尔什维克失去立足点。但克伦斯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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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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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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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18］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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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群众大多数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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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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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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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 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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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制定的方针已经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代表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局面。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目的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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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9］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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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如逮捕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规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并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日期）动用武力驱散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驱散了进入塔夫里达宫会场的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宣布由苏维埃政权派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其一切事务，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乌里茨基那里登记并取得临时证件，等等。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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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的1月3日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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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在立宪会议会场塔夫里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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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22］实际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它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再把它交出去。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23］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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