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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晚上，列宁从藏匿地来到起义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25日上午，列宁写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告俄国公民书》立即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各地，而这时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力量占领冬宫、逮捕临时政府部长还有14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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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了彼得格勒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整个起义过程中，一共死6人，伤50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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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晚上开幕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政权更迭的既成事实。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它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其支持者居于多数地位。作为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的抗议，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温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暴风雨般的喧闹声中退出了大会。托洛茨基轻蔑地宣称：“你们是可怜的一小撮，你们破产了，你们的戏演完了，滚进历史的垃圾堆吧！那是你们从今以后该待的地方。”［18］托洛茨基冷酷而尖刻的言辞博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发生在1917年10月26日1点左右的这一幕，展示了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决裂，也表明不同社会主义政党或派别在对俄国革命的理解和信念、对俄国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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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剩下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者的大会上，通过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代表大会已经掌握政权，规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归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成局面的承认，因为军队不愿打仗，事实上已经瓦解；农民早已在自行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8个月来，临时政府就是因为在这些最迫切的问题上拖延不决而丧失了群众大多数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从和平和土地的口号中获得了力量。苏维埃二大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成立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因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没有接受加入政府的邀请，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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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驱散立宪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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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从2月到10月，布尔什维克在不断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同时，一再承诺只有它才能保证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如期举行。列宁在苏维埃二大上谈到立宪会议时甚至宣布，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失败的话，他们将服从“人民群众”。托洛茨基也认为，如果立宪会议表达自己掌权的愿望的话，这一要求应该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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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0月2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明确立宪会议选举应在预定日期11月12日进行。从逻辑上讲这个日期对布尔什维克是很有利的，因为它已掌握了政权。立宪会议选举共选出了715名代表，其中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 17名，另有一些其他党派和民族组织的代表。选举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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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4月制定的方针已经明确，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应该取代议会制共和国；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把政权交给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苏维埃。在意识到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代表构成不能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曾采取措施试图改变局面。11月21日，列宁起草的关于召回立宪会议代表的法令得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中规定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立宪会议的重新选举。据此，一些地方的苏维埃撤换了已在普选中被选为立宪会议代表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但绝大多数地方苏维埃并没有利用这一权力，因此试图通过这个法令改变立宪会议代表构成的目的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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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反映选举结果的数字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因为还在选举之前，11月8日，布尔什维克就讨论了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问题，并且确认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引起其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19］在获悉最后选举结果后，列宁立即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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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月间，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针对立宪会议的密集措施，如逮捕全俄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成员；规定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条件是到达彼得格勒的全俄立宪会议代表多于400人，并只能由人民委员会授权的人士宣布开幕；11月28日（原定立宪会议召开日期）动用武力驱散了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示威游行，驱散了进入塔夫里达宫会场的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通过“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敌人的党，逮捕数十名立宪民主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罢免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阿维诺夫和20余名委员，宣布由苏维埃政权派驻全俄立宪会议选举事务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乌里茨基负责管理其一切事务，立宪会议代表必须在乌里茨基那里登记并取得临时证件，等等。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确定1918年1月5日在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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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其关键是政权问题。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分析了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可能在立宪会议上采取的立场，认为它会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拒绝接受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宣称自己是“俄罗斯土地的主人”。基于这种判断，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在立宪会议开幕前的1月3日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在俄罗斯共和国，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无论是什么人、什么机构赋予自己国家政权的职能，都将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苏维埃政权将以其拥有的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这类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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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这天，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支持立宪会议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武力镇压，有人员伤亡。在立宪会议会场塔夫里达宫内，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有410名，其中有右派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等。立宪会议在紧张的对立情绪中开幕，大会多数决定不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提交讨论，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于是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部分穆斯林党团代表退出了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们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并取代了立宪会议的职能，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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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被卢森堡称为“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22］实际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于召开立宪会议的支持和肯定，是争取群众支持、扩大自己社会基础的需要，就如同布尔什维克在土地、和平等其他迫切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但真实的选举结果对于立志利用世界大战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夺取政权并实现自己纲领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驱散立宪会议对它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再把它交出去。党的基本方针在1917年4月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23］立宪会议只有在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才有理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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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对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作出否定性评价并最终予以驱散，与其对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认识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内对于一般民主原则与无产阶级专政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在建党初期就存在分歧，而且未能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曾在一些代表的反对声中宣布，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为了革命的利益可以在不超过两周的时间内驱散不合它心意的议会。在十多年后，布尔什维克正是这样处理立宪会议问题的。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高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但同时也否定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时就已确定并在党的名称中得到体现的基本理念，以及据此制定的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主张和坚持的社会政治变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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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也是影响其政策的重要因素。早在《火星报》讨论党的纲领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因此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不是与资产阶级建立反对专制制度的同盟，而是拒绝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24］一战期间，列宁一度修正了自己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俄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中等偏下的国家。在二月革命后回国以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25］但是在四月提纲中，列宁提出，俄国革命必须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仅仅过了短短几个月，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就把立宪会议视为完全过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标志扫地出门。布尔什维克对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具有超前性质，但是伟大的俄国革命并不能掩盖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这一事实。在十月革命5年之后，列宁意识到历史的程序可以改变，但社会主义终究是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他明确地承认，“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的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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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会议最终未能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是俄国现代化进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证。除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外，影响立宪会议命运的还有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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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散立宪会议前后，俄国社会对这一事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表明俄国社会对于立宪会议的态度远非是一致的，从而也说明了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还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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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俄国还没有形成立宪会议能够依靠的比较成熟的社会阶层，还缺乏足够强大和牢固的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基础。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居民的4/5是农民，其中2/3是贫农，1/5是中农，只有1/6到1/7是殷实农户或富农。在人数较少的城市居民中，资产阶级不成熟，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小资产阶级就其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实际上是半无产阶级，此外就是人数不多的官员和弱小的知识分子。［27］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体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较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际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协的成分较少，空想和极端的因素较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国家、民族、法制这样一些通过社会文化长期发展形成和获得的抽象价值还很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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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工农和士兵群众对苏维埃的认识要确定得多。推翻旧制度后的下层群众希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要求的、以村社民主准则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制度，而苏维埃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实现这种理想的一个载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期间群众历史创造性的最重要表现，它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独立于政权系统，但又积极参与政治，从一开始就力图实现权力职能，并且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建立起内部结构和职务等级制度，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成为一个覆盖从中央到省、县、市、区以及更基层的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十月夺权后苏维埃的性质和机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但苏维埃在工农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暂时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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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能否定立宪会议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这一事实。在十月之后，在苏维埃政权已经成立的情况下，仍有占全部选民约半数的4400万人参加了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这表明至少俄国人民的半数是认可通过立宪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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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之下，也由于俄国历史道路的独特性，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泛滥，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关系十分脆弱，并最终被群众自发性的浪潮淹没。在社会混乱、经济崩溃、下层群众毫无出路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摆脱困境的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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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Ио∮∮е Г.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Ленин, Керенский, Корнилов. М. ,“Наука”. 1995.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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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7卷；第2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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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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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Суханов Н. Н. 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Т. 2.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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