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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应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要求派了几名海军炮手来到彼得保罗要塞。他们虽然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布尔什维克，准备用生锈缺油的炮来开火。这时候炮声显然比瞄准更为重要。安东诺夫下令开炮，号炮发出一道暗红色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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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要塞发出的信号炮，9点40分，“阿芙乐尔号”政委别雷舍夫发出开火的命令。于是炮弹发出一道闪光，隆隆炮声响彻涅瓦河和冬宫广场的上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弗列罗夫斯基写道：“要塞的信号炮发出之后，‘阿芙乐尔号’怒吼起来了。空炮的轰鸣和火焰亮光比实弹还厉害。”别雷舍夫命令给大炮装上实弹，以防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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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响之后，冬宫的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不知从哪儿拿来一块弹片给部长们看，海军上将维尔捷列夫斯基一看就承认弹片是自己海军的，是从“阿芙乐尔号”发射的。不过后来多方面证实，“阿芙乐尔号”发出的确实是空炮，并且只开过一炮，目的是威慑一下，也不是总攻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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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冬宫还在顽抗，彼得保罗要塞那边接着开炮了，这次是实弹，但不密集，击中的更少。在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内共发射了35发炮弹，结果只有两发击中，仅损坏了墙面，其余的炮弹飞过屋顶，没有给城市造成任何损失。彼得保罗要塞同冬宫只隔一条涅瓦河，射中冬宫这样的庞大目标并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没有命中显然不是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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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起义士兵和赤卫队队员从冬宫广场和涅瓦河岸两边的大门进入冬宫，士气低落的卫兵还以为来者是杜马代表。一时宫殿挤满了人，双方都武装到牙齿，但没有开枪，也没有扔手榴弹，因为敌我胶着在一起，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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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回忆说：我们和丘德诺夫斯基率领进攻者进入冬宫内部。我们进入的时候士官生已经不反抗了，我们自由地进入宫殿各处寻找临时政府成员。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遇到了冬宫卫队长帕尔钦斯基，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各党派已经达成协议，以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市杜马代表正往冬宫走来，以结束对冬宫的包围？我们问他：临时政府在哪儿？他指了指某个方向。这时候传来喊声：“这里，这里……”我们穿过一个房间，看到有几个士官生在站岗，我和丘德诺夫斯基走向士官生，要他们投降，他们略为犹豫，交出了步枪。又遇到帕尔钦斯基，他想向我们提什么警告，但丘德诺夫斯基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推向进攻的人群，高声喊道：“我逮捕了彼得格勒的总督！”士官生放下武器。在一个房间，我们发现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他们坐在桌子旁边。我宣布：“我以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你们被逮捕了。”这时已经是26日凌晨2点10分。被捕的部长共16人，只有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早在25日上午11点逃出了彼得格勒。顺便说一句，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起义军在冬宫内的进攻路线并不是《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条路线，那是为了使情景好看而拍摄的。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进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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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夜10点45分第2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26日凌晨3时许，大会听取了安东诺夫 · 奥弗申柯关于攻占冬宫和逮捕临时政府成员的报告，随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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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就此写道：大炮在远方不断地轰鸣，苏维埃的代表们不断地争论……新俄国就是这样在大炮声里，在黑暗、憎恨、极端恐惧、忠勇的气氛里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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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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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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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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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7. 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和巩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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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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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为什么能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极其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中巩固政权？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就是这个党能够在俄国社会“毫无出路”、广大工农大众“不愿照旧生活下去”的历史条件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和利益，用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朝着党的目标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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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代的潮头，满足民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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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期间，俄国广大工农大众要求的是什么？是“四大件”：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即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土地改革，在这种条件下获得政治民主自由，改善民生。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使俄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但是其他问题一个也没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谁能够带领工农大众实现这些愿望，谁就能赢得工农大众的拥护，就有可能取得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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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保皇的十月党，还是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都公开声称要把帝国战争进行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直言：“也许正是由于战争，我们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一切，如果没有战争，一切会很快垮台。”［1］他们把本阶级的利益同进行战争捆在一起了。对于解决关系到工农兵的面包问题的农民土地问题，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会议上，行动上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反对农民的夺地运动，斥之为“越轨行为”。这样的政治势力，自然不可能取得民心，而只能被人民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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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采取了支持临时政府的立场，甘愿退居合法反对党的地位。因此，他们尽管向帝国主义政府发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呼吁，但支持临时政府的基本立场，实际上就是支持进行战争。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他们则把希望寄托在召开立宪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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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则在一战期间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著名策略口号，并以鲜明的立场反对“革命护国主义”。在土地问题上，列宁坚持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的主张。根据二月革命后俄国的局势，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即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经过列宁的不懈工作和顽强斗争，列宁的理论和方针逐渐取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成为党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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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以前，比起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并不大，在正确的理论和方针的指引下，布尔什维克党在激烈和瞬息万变的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而也迅速地改变着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二月革命后，走出地下状态时布尔什维克只有2.14万人，召开四月会议时就发展到8万党员，到了党的六大（1917年7月底）召开时，布尔什维克党已拥有24万党员。党的社会基础也不断地扩大着。这明显地反映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与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力量对比上。在1917年6月初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105名，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有700—800名。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大多数民众根据切身的体会，确信布尔什维克在和平、土地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上代表了他们的主张，起而罢免了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的政治潮流。8月底9月初，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个京都先后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之后，基辅、哈尔科夫、喀山、明斯克、塔什干、乌拉尔、顿巴斯等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苏维埃都相继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业报》说，“多数大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中央执委会消息报》也指出，布尔什维克争取到了“多数工兵代表苏维埃”。［2］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临时政府被推翻后开幕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在649名代表中占有390名，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代表分别是193名和80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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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广大工农兵血肉相连的布尔什维克党取得政权以后，首先做的事就是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的渴望。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和平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大会相应通过列宁草拟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列宁曾经为之作序的、美国记者约翰 · 里德著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对大会通过这些法令时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当大会一致通过《和平法令》时，代表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地呜咽着”。在一战中，俄国400万士兵缺吃少穿，有的冬天里光着脚在地里偷几个萝卜充饥。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难理解大会的情景，也就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为什么深得民心。当大会表决通过（只有一票反对） 《土地法令》时，“农民的代表们欣喜若狂”。作者评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布尔什维克“具有坚定不移的行动纲领，而其他的那些人只不过是空谈了八个月之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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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实说明，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是有十分宽厚和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的。工农民众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是因为这个党代表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苏维埃的许多活动，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是比较准确地标示各种政治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列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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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列宁草拟的《土地法令》包括根据242份地方委托书拟定的《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于是会上有人指责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订的。列宁回答说：“谁拟订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通过实际生活烈火的检验懂得，究竟什么是对的……实际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实际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实际生活前进，我们应当让人民群众享有发挥创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在列宁看来，是按布尔什维克、还是按社会革命党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们自己来安排”［5］。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列宁的讲话，是因为它在民主与民生、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实践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是如此“原汁原味”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读来发人深省。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关注民生必须实行民主，党的领导的正确，根本保证在于充分地信任和尊重广大人民的自主精神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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