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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在城市对粮食实行按阶级原则分配的定量配给制。由于粮食短缺，这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从1918年6月起实行4类凭证供应制度。第一类是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军工企业的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第二类是其他工人、服务员、仆役、医士、教师、手工业者、理发师、马车夫、裁缝、残疾人。第三类是工业企业的厂长、管理员、工程师、多数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第四类为使用雇工者、靠资本为生者、店铺老板和流动小商贩。1918年，彼得格勒第一类的月配给量为25磅粮食（1磅等于409克），0.5磅盐，4磅肉或鱼，0.5磅植物油，0.25磅咖啡代用品，而第四类的供应仅及第一类的三分之一。规定的定量并不经常有。1919年，莫斯科工人日领取的食物的热量为336卡路里，而一昼夜所需热量为3600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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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时候，“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办法反而达到顶点。1920年12月规定，市内交通、铁道交通免费，劈柴、饲料、食品、日用品、医疗、住房等免费供应，等等。这就说明，军事共产主义并不全是战争环境迫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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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特别需要的专家享受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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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度集中的军事命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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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军事化方法领导一切，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甚至在党内也实行“战斗命令制”，贯彻各项措施的主要方法是军事强制和暴力。由于国家统一管理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需要庞大的机构来实施，这就造成官僚机构充斥和官僚主义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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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乌克兰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名义上都是独立的国家，从程序上说，俄联邦无权直接对其发号施令。不过共产党是统一的，各独立共和国的共产党作为俄共的一部分都服从俄共的领导，因此把各共和国统一起来的唯一力量是俄共。这样，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的实施实际上是由俄共来实施的，是党专政。苏俄和以后苏联长期党政不分，党政合一，一党专政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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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社会主义推进到农村，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6月在农村成立贫苦农民委员会，由其掌握农村的政权，对富农实行剥夺，俄国的富农基本上被消灭。贫委于1918年底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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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列举的措施可以看出，其大部分并非布尔什维克党的创造，而是搬用各国政府，包括俄国临时政府所实施的战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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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后来承认，当时至少曾经“设想过”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1921年10月他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他承认，“我们犯了错误”。这就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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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引进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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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把国内有限的粮食以及其他资源用于战争的需要，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但是长期剥夺农民的产品以及暴力的盛行造成了农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的严重不满，在内战的后期他们纷纷举行暴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暴动震撼了全国，造成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在不改革就是灭亡的压力下，俄共终于对农民作出让步，中止军事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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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月俄共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史上的重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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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对农民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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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粮食税政策是对农民的重大让步，被看成是“农民的布列斯特”，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之后，可以自主处理自己的粮食了。由于实行了粮食税，农民暴动明显减少，国内出现安定的局面。列宁对农民起义的威胁是有认识的，1917年9月，他在《危机成熟了》一文中针对临时政府和当时的形势写道：“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溃，革命危机达到空前危机的程度，反革命势力快要达到极限了。”［7］在苏维埃政权建立3年之际，出现遍地农民起义，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实行粮食税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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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列宁对小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根源的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他曾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甚至禁止农民把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交易，力图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限制在实物交换的范围之内，直到1922年，列宁仍然认为“最后的斗争”是同小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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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列宁寄希望于国家资本主义，他把合作社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指望用国家资本主义去对付千百万分散的小农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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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根本改变了对农民和合作社的看法，在这里，列宁把合作社等同于社会主义，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可以引导农民过渡到新制度去，这是“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在此期间，列宁同布哈林、弗拉基米罗夫的谈话中都一再说明，可以不再对农民使用暴力了。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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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以“临别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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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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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入市场、商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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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共产主义下是明令禁止市场、商品交易，并且准备取消货币的。实行粮食税后，农民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就有个出路问题。由于对“自由贸易”的恐惧，起初列宁竭力把交换限制在地方范围之内的实物交换，起初连“商业”一词也不用。但是农民的实践很快就突破了限制，几个月后，列宁承认实物交换失败了。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7次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承认，这种“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这才把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买卖”提上日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引进商品、货币、市场、价值的机制。列宁开始号召共产党人“学会做生意”。所以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承认商品买卖的时候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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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商品、货币、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和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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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引注）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0］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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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要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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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向上级和下级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党内有广泛的讨论和争论、进行充分自由的批评的权利，等等。［12］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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