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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只想通过实施粮食税来对农民作出让步，缓和农民的不满情绪，以拯救苏维埃政权。如果仅就实施粮食税而言，确实可以认为是对农民的让步、退却。但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这种退却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实行粮食税，农民手头就会有余粮，纳税后剩下的粮食怎么办？列宁的最初设想是允许农民在地方范围内交换。但是，这种限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广大的农民以自己的实践冲破了人为的樊篱，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这就把市场机制引进了苏维埃经济，进入了真正的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列宁看到了这一点，把这时候的新经济政策同1918年春的政策区别开来，指出区别就在于现时的经济已经建立了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这是新经济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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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布哈林把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时间向后推迟了半年左右。他写道：“我们起先打开了一半；我们说：实行地方性的商品流转。”但是发展中的经济不可抗拒地要求扩大经济流转的范围，于是我们“再打开一半，打开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所堵塞的东西。我们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28］在布哈林看来，新经济政策不是始自实施粮食税，而是始自承认和运用市场关系。为打通堵塞的渠道，1925年初布哈林写文章作报告，呼吁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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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运用市场机制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最后时日赋予合作社以巨大的意义。“在新经济政策中，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所想象的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社的巨大意义”。［29］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把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说“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在我国条件下合作社往往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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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中的一项基本措施，以后的商品市场关系的运用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在季诺维也夫看来，向粮食税过渡，“这不过是略为减轻农民的负担。真正正常的关系只有当用城市的工业品换取农产品的时候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仍然停留在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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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敏锐地看到列宁思想的发展变化，指出在合作社问题上列宁有两个不同的战略计划。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在《论粮食税》中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加上大资本，组成经济联盟，对付分散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在这里，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环节”。而在1923年1月写《论合作社》的时候，列宁的提法变了，合作社已经不再被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了。这里的战略计划是“和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结成联盟，反对大资本和一般私人资本的残余”。［31］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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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下的新经济政策的定义中基本上不提市场和商品经济。直到在1928年七月全会上所作的《论共产国际纲领》的报告中，斯大林才承认要利用市场，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33］但是这时候实施非常措施已经半年多，当时正在逐步消灭市场，离废止新经济政策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斯大林发表这一谈话，目的不是真的要利用市场，而是企图规避对取消新经济政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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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有过一次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表示怀疑。布哈林在札记中提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一直在“施加压力”，说长期指靠新经济政策“会扼杀社会主义因素而复活资本主义”。总书记不懂得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实质，更多地指望“无产阶级的压力”、“党的指示”、“既定路线”、“对潜在的剥削者的限制”等等。谈话时间很长，布哈林感觉到，斯大林不懂也不相信新经济政策，他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革命成果的威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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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俄共十二大上，已经有人提出“战胜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意思是说，要战胜国家资本主义，重新过渡到高级的、分配型的社会形式。所谓“战胜”，归根结底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而这时候实行新经济政策才两年时间，这时候需要的是坚决贯彻新经济政策，而不是鼓吹有朝一日取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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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提出“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说法。拉林概括说，这就是从允许资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的新经济政策过渡到“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增加对这种允许的限制。简言之，由于国家变得富一些了，因此有经济实力去加强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的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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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也有另一种较为清醒的声音。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就为私商存在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在农村存在的必要性辩护。他指出，报纸上刊载了许多“停止新经济政策”的蠢话。他就此指出，农村的私商还在供应农村，没有他们教师将会饿死，一半以上的农村还没有小商铺，工人的数量仅达战前的40%，国家有100多万失业者，预算中还有4亿卢布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结束新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事情一窍不通。只有当我们经济发展达到高级阶段，才能结束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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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新经济政策”和“有条件的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有关辩论表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长期发展的前景已经不再存在。从1923年秋开始，方针是加紧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加紧实现“战胜”新经济政策，从商业中排挤资产阶级，从调节经济转向在各个领域组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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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缺位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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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的。废除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绝不是一项经济改革所能完成的，它要求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是新经济政策的致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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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经济政策不久，党内高层要求转入“进攻”的呼声不断，在列宁卧病去世之后，激进的“左”的代表人物上台执政，主导政策，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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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前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试图取消新经济政策，1922年夏发布关于禁止粮食自由买卖的法令。［35］1923年秋他们正式声明，一旦德国革命胜利就可以废除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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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私商的存在，这是新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924年初公开向私人商业发起进攻，格伯乌把“耐普曼”迁出莫斯科，逮捕和驱逐从1923年12月底一直进行到1924年1月。所有被捕者和被指控为“新经济政策的渣滓”者，都流放到索洛维茨和纳雷姆集中营。接着又采取措施禁止私人商业。1924年4月24日《真理报》公布俄共中央关于国内贸易和合作社的决定，其中规定：把私人资本首先是批发资本排挤出商业，要最大限度限制私人和私人机构从事信贷工作活动等。由于商品荒，1925年11月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同投机倒把作斗争的专门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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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6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上给新经济政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预计到退却和容许私营商业活跃，即在保证国家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活跃（新经济政策的最初阶段）。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同时也预计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缩小私营商业的活动范围，相对地和绝对地缩减资本主义成分，公营部分日益超过非公营部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现今阶段）。”［36］在斯大林看来，新经济政策无非是退却和进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向资本主义发动进攻并最终消灭之的问题，至于运用市场机制统统不在考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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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中也有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少数人一直在维护和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1925年布哈林提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去，主张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他主张把农村作为工业的广阔市场，而不是“殖民地”、剥削对象。布哈林认为，苏联出现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过剩，而是商品短缺造成的。社会主义应当是有机发展的社会，不能搞揠苗助长的“大跃进”，不能人为地加剧阶级斗争，而应当争取缓和阶级斗争，如此等等。但相对来说，他们势单力薄，顶不住反新经济政策派的强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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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掌权的领导人，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左”，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但骨子里比托洛茨基还要“左”。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支持，仅仅是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需要，一旦目的达到，立即同布哈林分道扬镳。斯大林批判剥夺农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但不久就实际执行这一规律的基本原则，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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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流行以“激进”为荣，以“左”为荣，唱高调，追求高指标。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建议的经济增长速度，给他戴上“超工业化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后来规定的五年计划数字大大超过托洛茨基的速度。［37］以“贫穷”为荣，以穷人为依靠对象，挑动农民斗农民，动辄发动穷人斗富人，给予奖励。如举报窝藏粮食者，从所没收粮食中提取一定的百分比给予奖励。显然，列宁以后的领导没有把新经济政策看成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摧毁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派”）之后，斯大林终于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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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从上头的决定、命令开始的，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一项以运用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应当逐步向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过渡，也就是说要学会运用市场机制，学会利用价值规律。但是，当时苏联的绝大多数官员和干部文化水平很低，甚至不知价值规律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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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多次危机大多是由行政命令的措施引起的，结果也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而越是这样，党的领导就越是把行政命令看成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因为运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就要培育市场，需要时日，而行政手段则能够“立竿见影”，只要有权，就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无视经济规律，认为通过政权的力量可以办到一切。1922年12月加米涅夫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扬言：“新经济政策可以简单地通过你们或者苏维埃政权的任何高级机关的命令予以废止，而不会引发任何政治震动。”［38］1926年上任的商业人民委员米高扬宣称：“应当说，农民自发势力、农民谷物市场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我们随时可以降低或提高粮食价格。”“因为我们掌握了全部发挥作用的杠杆……因为没有人替庄稼汉说话，没有人妨碍我们！”［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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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政治制度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对抗加强了。在城市，党主要从生产工人中得到补充，他们对“耐普曼”没有好感。在农村，充实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是“市场的受害者”——破产的农民，贫农。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商品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因此，不彻底改变社会主义观念，不改变对市场的看法，这个矛盾就始终存在。列宁在逝世前说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但是，像列宁在最后几篇文章中的其他许多重要论述一样，列宁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改变了的重要论点也没有引起当时领导人的注意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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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职能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转变。所有的经济措施基本上都是政府行为。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从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转到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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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领导人观念没有转变之外，给予新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时间也太短。而拒绝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成为一个封闭的与世界经济发展拉大距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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