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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04 布尔什维克有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传统，目前俄罗斯学者将此称为“意识形态治国论”思想。鉴于此，新经济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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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06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从其建党开始，在其各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上，虽然具体特点不尽相同，但其传统的、一以贯之的、在其整个历史中凸显出来的、与新经济政策相违忤的最重要的特征，恰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这可以说是布尔什维克最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表征。这种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二是“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思想；三是把暴力绝对化的普遍暴力论思想；四是坚持“阶级战争”，即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五是革命浪漫主义思想飞扬，其突出特点是充满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甚至被一些革命诗人称为“星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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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08 布尔什维克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是纯粹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特征都有浓厚的俄罗斯传统思想色彩，特别是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反商品、反资本主义意识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直接来自民粹主义，这是十分明显的；凡是对民粹主义稍有一点深入研究的，对此无须多加说明，都能了解这一问题。但对商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解剖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方法，是属于科学理性的范畴；而民粹主义和俄罗斯纯本土传统的反商品意识，却是落后的自然经济的产物，含有非科学、非理性的成分。暴力冲动和普遍暴力倾向，是俄国社会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是这种社会群众意识向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传播和渗透。至于“阶级战争”的思想，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条件地绝对化了，显然是有所曲解造成的。而且，这种对阶级斗争理论曲解和绝对化的后果，是为日后有关国家，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所证实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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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0 20年代，苏联社会具有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即“军事共产主义”思想意识的，存在这样几种社会成分的人：相当部分的党政干部；“左”倾情绪的知识分子；希望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如果说，当“战时共产主义”给革命带来严重危机，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党上下和其他革命阶层尚能比较一致地接受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很快地转入了商品市场的轨道，那么，当危机稍一过去，商品经济打破了过去对革命的浪漫主义幻想，带来了有违“革命”常规的“纷乱”，出现一些贫富分化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常有的现象时，党内和革命者当中便对新经济政策产生了各种怀疑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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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2 这种怀疑和不满，突出表现之一，是“具有极左思想情绪的知识分子对新经济政策的否定”［1］。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过一部分诗人的这种情绪，他说：“我们甚至有过这样的诗人，他们写道：看！在莫斯科，饥寒交迫，‘从前是整洁、美丽；现在是买卖、投机’。这样的诗作在我们这里是很多的。”［2］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诗人，实际上是指“无产阶级文化派”一类的诗人，在该派诗人中有一批“锻冶场”诗人，他们许多人的诗中都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情绪。其中一个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的诗人在《车床》一诗中写道，他在革命时期曾用他诗歌的切削器，削掉了整个勃朗山的山峰，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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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4 ……他的神经颤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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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6 在一九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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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18 他的切削器沙沙地发响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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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0 另一个“锻冶场”诗人姓格拉西莫夫的，在诗中写道：“光明的力量，已经流出了莫斯科近郊的溪沟”，“我们的旗帜不扬，绛红色的颜色模糊”。［4］在“锻冶场”诗人的笔下，新经济政策的现实甚至变成了“满身的疥癣”和“平凡”而“愚蠢”的存在。在他们看来，这时的苏维埃社会已经变成了“为了情妇而一掷千金”的社会，这里，“恐怖包围了清廉洁白”，而“重新逃避到饥饿和痛苦”。［5］这些诗句，很典型地反映了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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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2 当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充满着世界革命的热情，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将俄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可中断的阶段；而要推进并巩固俄国革命，在他们看来，就要迅速推进工业化，而推进工业化计划，就要求增加粮食和原料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但当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业并不能马上满足这种需要。这样的矛盾，使他们产生了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正是在这种不满新经济政策的土壤上，产生了列宁格勒这一工业城市的新反对派。季诺维也夫作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负责人，首先起来反对当时对农民的政策，把它责难为“对富农的让步”。他攻击的目标，是针对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他所表达的，实际上是那部分对发展市场关系方针不满的党政机关干部的情绪。他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一派归入官僚主义机关集权派集团，对他们的不满主要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斯大林当时权宜地维护布哈林，也主要是因为布哈林当时站在他的营垒，而并不是维护布哈林所坚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而一旦取得了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的胜利，斯大林又转而主张对农民征收“贡税”，以支撑工业化，实际上是转到了不满新经济政策那部分党政干部一边，开始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无论是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反对派及其所维护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世界现象”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正统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内主流派及其所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实际上都代表了不满新经济政策，而主张对资本主义实行“全线进攻”的那部分党政干部的要求，也适应了俄国社会上一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要求用闪电般的突袭，进入“未来光明社会”的愿望。这部分党政干部的力量所以这样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就是要求迅速发起“革命冲击”的工人，和具有平均社会主义思想、指望迅速兑现革命承诺的贫苦农民。所以说，新经济政策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的矛盾，或者说新经济政策同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实际具体表现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措施同固守“战时共产主义”思想，或固守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各个阶层和政治集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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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4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混合经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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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6 转向新经济政策之际，苏俄的政治体制正是在国内战争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战时统制、高度集权的、一切靠行政命令推行的政治体制。进入和平时期，特别是转入新经济政策轨道以后，虽然革除了一些战时的体制因素，取消了契卡，缩减了一些总管理局机构，为适应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采取了少许分权的措施，但总体上说，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的体制并未改变。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则需要开放商品市场，需要按商品市场的某些规则行事，而管理经济也需要采取经济的方法，特别是需要按照价值规律进行指导和管理；同时，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及个体经济的混合体，这就需要依据其不同性质采取相应的方式和原则进行管理，否则，一味高度集权，一味按行政命令办事，一味偏袒国营企业，就必然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事实也是如此，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矛盾冲突随处可见。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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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28 （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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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0 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50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了9.1万。［6］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350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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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2 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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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4 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9］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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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6 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10］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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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38 （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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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0 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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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2 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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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4 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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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6 （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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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48 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 · 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11］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12］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13］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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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0 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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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78052 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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