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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集权、行政命令管理的桎梏，禁锢着托拉斯的经济核算和辛迪加体制，也束缚着商品货币关系和合作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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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国营工业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组。把中央50多个部门的总管理局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构，改组成了16个管理局，职员人数从30万缩减到了9.1万。［6］同时，其他人民委员部也进行了缩编和精简。尽管如此，由于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严重官僚主义，是高度集权体制的伴随物，所以没多久，机关职员人数急剧增加了两倍多，达到350万人，被提拔起来的人基本上是一个所受教育不多的群体。［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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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庞大的、按行政命令行事，集中管理的机构，除效率低下、长于扯皮拖拉外，所擅长的就是进行行政干预。列宁1922年在第11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详细谈到了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购买法国罐头食品的例子，最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苏维埃机关扯皮拖拉、效率低下的情况。当时一方面是，法国人在急于做成这笔生意，怕罐头腐烂，苏俄居民正在挨饿，也急需食品；另一方面，商贸进出口部门为进口这批罐头，却无休无止地扯皮，直到进行了两次调查，由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贸易人民委员克拉辛亲自出面协调、推动，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气愤地说：“为什么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令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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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这样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对新经济政策的混合经济是起干扰、阻挠作用的。当时存在着“无产阶级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共生，［9］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决定它总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去对待私人承租企业，不断对它们加以排挤和打击，这当然无法使这种企业得到生存和发展。别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生存空间，就是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的国营企业也不能按预期的方向得到发展。最初托拉斯和辛迪加都是要实行自筹资金、经济核算和自负盈亏的，但由于领导干预太多，利润几乎全要上缴，这就大大限制了这种企业的自主经营和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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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苏联经济中，也存在着管理上的经济方法与行政命令方法奇怪的共生。［10］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是起码的要求，但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行政命令体制根深蒂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基本上仍然采取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这不能不束缚和阻碍商品市场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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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人企业主和富裕农民的经营活动遭到打压、排挤，缺乏应有的生存发展空间，使他们丧失经营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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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平等的竞争和经营条件，是商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这样的条件是缺乏的。首先，交付私人租赁的都是不大的、遭到相当破坏的企业，需要消耗较大人力和资金才能正常经营。所以，苏俄当时大部分的私人企业主是无法与国营企业竞争的，只可以对国营企业加以补充。尽管这样，私人业主从1923年起也经常受到来自体制方面的排挤和打击，被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大，这使他们不愿将积累投入发展和扩大生产，因此，私人经营的工业一直得不到恢复和发展，倒是不断受到国营垄断企业的欺侮、打压和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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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在农村面临着更加艰难的处境。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就是日用工业品、农用机械极为昂贵，粮食等农产品却非常便宜，受到国家贱买贵卖的价格“剪刀差”的盘剥；另一方面是政治上的，面临被划富农的危险，像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一样，时刻悬在头顶，这些就成了影响他们经营兴趣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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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上述这些原因，让“耐普曼”有朝不保夕之感，因而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感兴趣，而是把钱财大把大把地用于消费，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浪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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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法制上也表现出了政治生活与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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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苏维埃政府力图把社会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如民法、土地法、劳动法和刑事诉讼法等，另一方面，在法律条文中却把阶级内容和政治目的性置于首位，让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超越法律之外。对契卡的改组就反映了这种矛盾。将契卡改组为政治保卫总局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一方面体现出履行法制的意愿，但赋予它的政治职能，却又同时使它在社会上具有超越法律的特殊地位。这样，就使安全机构有超越法制的权力去处理关涉企业经营的事务，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个体经营者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伊 · 爱伦堡在《人 · 岁月 · 生活》这部自传性回忆录中，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种情况曾写道：“国家保安局工作人员有时一次就逮捕成十上百精明的投机商，这种行动称之为‘撇去新经济政策的浮沫’。”［11］这位作家接着说道：“耐普曼未必都懂得他们自己的什么——是鱼，还是浮沫。对于明天缺乏信心使得新资产阶级的娱乐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叶赛宁称之为‘酒馆的’莫斯科正在以一种病态的冲动胡闹，这像是上个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狂和贬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一种混合物。”［12］这里，把政治保卫局胡乱逮捕个体经营者，造成他们对未来丧失信心，因而病态作乐的情景，说得是很明白的。由于对个体经营者胡乱抓捕，造成这些人提心吊胆，心神不安，对什么人都害怕。有关这种情况，作家也有描写。他写一次去修表，听修表匠说，他什么人都害怕，“第一，我怕财务检查员，第二，我怕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三，我也怕您……（指怕顾客可能告密——引者）。”［13］这就是个体经营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政治上受压制而具有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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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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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体现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为苏维埃国家所开创的一条现代化道路。新经济政策所开辟的现代化方向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首先表现在就其意识形态和客观历史作用来说是体现现代化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同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古风旧习的传统社会之间的冲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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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农村革命的后果之一，是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村社。［15］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这首先表现为，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和耕地的马匹，同战前相比劳动生产率急剧降低。有资料表明，1926—1927年，木犁还占耕地器具的40%；三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和基本的生产工具。［16］恢复古风旧习还表现在农村社会的极端闭塞，又退回到了自然经济状态，这使农村的社会流动机制停滞了起来。由于农民村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村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民村社繁荣的时期。村社作为农民的自治机构，担负管理农村集体生活事务，但已不像从前那样，照料村社成员的鸡毛蒜皮的行政琐事，而是把这些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当地的党支部。村社所以具有相当的牢固性，是同小农户经营这一农业社会最基本单位的稳固性相联系的；村社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又可特别受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等等。村社具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这使它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村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因此，它有一定的财力基础。它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被看做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社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不要被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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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B · 莫洛托夫就曾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A · 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A · 基谢廖夫，把当时的农村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17］由于村社财政独立，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18］也由于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分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村社使一些当权者感到很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保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存在着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就成了农民村社存在和自发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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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企图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实施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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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是非标准）可以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处理得当，不是急攻近取，那是未必不可以将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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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年代中后期党的中上层干部结构来看，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入党的，所以受战争和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很深。加上列宁逝世后，在“列宁召唤”的名义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集体吸收党员的运动，从工人中集体发展党员达24万多人；接着，1925—1927年，党又在农民中广泛吸收党员。这样，在1926年党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从1924年起，党的队伍在两年间就增加了1倍多。［20］到1928年1月1日，联共（布）党员总数已达130万人。［21］这期间，新党员占了党员总人数的近60%，而老一辈的地下党员还不到1%，在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也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迅速地、大量地吸收工人、农民党员，党内的文化状况受到了很大影响。有数字显示，这个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不到1%，近63%的党员仅受过初小教育，26%的人仅自修了一些文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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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队伍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了苏联党政军干部的素质和结构。20年代后半期新增大量工业项目，干部又面临新老交替，这使国内战争时期和列宁逝世期间入党的党员，大批走上中层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来自农民的新工人成为基层组织的骨干。这样，干部的中层和基层都是一大批新人，他们或者多是被国内战争时期的“阶级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或者是由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出身的工人组成，加上受到2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造成所谓工人阶级“农民化”现象的影响，从整体来说，干部队伍的一般文化水平和政治文化素质都相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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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干部队伍面前，面临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化，整合新旧价值观这样难度巨大的复杂问题，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力所难及的；加上20年代党内连续不断的争论和斗争剑拔弩张，缺乏应有的同志式的协商气氛，这样，就失去了有效正确地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可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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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策略，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采取急攻近取的直线进攻，就势不可免。因此，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全线进攻”的办法，从1930年7月30日起，由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彻底取消了土地村社，将它的职能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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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方针引发危机，直接导致新经济政策被“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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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共产主义遇到严重危机，关乎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之际，全党几乎没有疑义，转入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但实施这一政策不久，国家便遇到各种困难，使“工农联盟”受到威胁，这样在党内便很快引起了有关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当时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一个是由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皮达科夫所代表的“左”派，他们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实施他们的路线；另一个是以布哈林为主要理论家的“右”派，其思想的执行者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坚持建立“工业专政”。所谓“工业专政”，就是要优先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则要靠从农民身上来榨取。榨取的方法，后来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了阐述，就是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有意识地利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社会主义获得“原始积累”。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国际包围和国家经济落后的条件下，要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只有从私有部门（主要是农业）“抽取”到社会主义国有部门中来。而这种资金的“抽取”和“转移”，只有靠加重农民（主要是富裕农民）的税收和不平等交换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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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引起广大小生产者群众的不满，因而招致了布哈林的强烈批评。他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政策，必然会破坏“工农联盟”，并使群众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在布哈林看来，应当首先保证农民的需求，说服他们生产更多供给市场的产品，来发展市场经济。对此，布哈林在1925年4月的一个著名讲话中集中作了论述，他号召农民们“发财吧，不要害怕什么镇压”。布哈林认为，要消除技术落后，农民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组织生产合作社和分配合作社，但这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靠这些合作社，农民经济可以逐渐达到国家所要求的水平并给国家提供所需要的资金，这样就能以“缓慢的步伐”走向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位理论家看来，这个过程要慢一些，会持续数十年光景，但这比搞坏同农民的关系危险要少一些；而依靠农村实现高速工业化，必不可免地要破坏“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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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起初在这一国家经济发展道路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关心的是当前的政治战略，其目的是争夺领导权。1924年以前，这“三驾马车”结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斯大林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1925年，他们又转向“左倾”反对派，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斯大林左右起手，最初在托、季之间充当不偏不倚的法官，以期确保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并取得权力。随后，托、季联合，把矛头转向斯大林之后，他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向托、季“联合反对派”展开了批判。当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攻击布哈林“右倾”，向富农“投降”时，斯大林原是站在布哈林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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