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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终止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新经济政策与布尔什维克传统意识形态的矛盾，新经济政策所催生的混合经济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奠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以及高速工业化措施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造成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联共（布）党内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一李可夫集团之间的尖锐斗争，集中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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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从1926—1927年开始，因工业品匮乏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对等交换而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对待这一危机，斯大林诉诸的是“非常措施”，即采取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征粮的办法，用强迫和暴力向农民收购粮食，对拒绝售粮的农民滥施逮捕、关押、没收粮食等办法。对粮食危机出现的原因，斯大林一味用“富农捣乱”和“阶级斗争尖锐化”来解释，所以认为出现了“粮食战线”，在禁止粮食买卖，关闭市场的同时，一方面用类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战斗的方式”，组织征粮队来收粮，另一方面计划建立大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来发展粮食生产。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利用1927年苏英关系紧张、1929年苏中“中长铁路事件”，大造“外部危险”和“战争临近”的舆论，以加速工业化进程，大上重工业项目；为此所需的资金，又进一步通过征收“贡税”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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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为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反对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非常措施”，因为禁止粮食贸易，关闭市场，是直接同新经济政策相抵触的。布哈林不是从“富农捣乱”和“阶级、阶级斗争”来寻找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而是从经济方面，即市场关系和经济比例、不对等交换等等来寻找根源。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应是国家“严肃而长期”采用的政策，其“实质”在于保存和发展市场关系，正是这样才能保证把“个人的、集体的、群众性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积极性巧妙地组织起来”，“最大限度地动员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各种经济因素”。［27］他十分强调市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国还将存在许多许多年。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将长期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是决定性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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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斯大林在1928年中央七月全会上第一次宣布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9］，布哈林将其称为是“奇怪的‘理论’”，他尖刻地揭露了这一“理论”的荒谬性：“宣布了这样一个大纲，岂不是说阶级越是迅速地走向死亡，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看来，正是在不再有任何阶级的时候，阶级斗争将会燃起最炽烈的火焰！”布哈林还谈到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实际后果：“……我们走到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口，看来我们要么打内战，要么饿死，剩下一堆白骨。”［30］布哈林的预言真是不幸而言中，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引导下，难道不是多有发生对农民的或其他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内战”，也造成了夺走千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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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既然主张通过把包括个体的、集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混合经济形式巧妙地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自然主张革除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所以，他从“沙赫特事件”中看到的是党、干部、工会和群众脱节，是体制集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他得出的结论是，迫切需要“大大发扬党内民主”，要“少搞一些委派制”，加强无产阶级民主。他也反对工业化的“速度崇拜”，反对用斯大林所说的“贡税”，即通过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的办法来发展工业；他认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过分“挖取”农民，使农业失去发展的必要的资源，不可能增加粮食生产，这样也不可能为国民经济提供足够的基础和资源。布哈林作为经济学家，是从经济规律本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提出政策主张的；同时，他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主张坚持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路线，也是站在同新经济政策相违背的种种政策措施反对者的立场发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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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布哈林的这些政治主张看，他处处是从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利益出发的。布哈林一向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忠实捍卫者。他在20年代中前期为捍卫新经济政策，最早是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进行斗争，接着又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托一季联合反对派进行斗争；在他同这些“左”的反对派进行斗争时，斯大林为了争夺权力的需要，暂时在新经济政策问题上策略性地支持了他，但斯大林早在骨子里就对新经政策抱有异议，只是在内心里隐藏了这一点。而当1927年12月在联共（布）十五大上彻底战胜这些“左”的反对派，斯大林清算新经济政策的底牌便一下子显露了出来。所以，当1927—1928年之交粮食收购危机一出现，他便开始放手以断送新经济政策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了。对斯大林的这些政策措施，特别是接着采取的“非常措施”，布哈林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警觉和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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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大刚一结束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和随后马上采取的第一批指令中，斯大林就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为有效收购粮食，“需要对富农（实际上不只是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并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对领导不力者随时撤换。［31］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第一个以全新方式“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取镇压手段的纲领”［32］。接着于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又发出指令，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包括要“打击收购者和富农”,“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并直接把“投机者和富农”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以震慑中农。［33］斯大林从1月15日至2月6日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巡视当中，亲自指挥了那里的粮食收购运动，下令变本加厉地采取了上述的镇压和惩办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实实在在地断送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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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虽然最初暂时地支持了“非常措施”，但没想到对这一措施执行得如此离谱，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态。他们严厉斥责了这种“过火行动”，要求制止并纠正这些“非常措施”。在布哈林等的要求下，经过曲折交涉、讨论，斯大林暂时作了让步，时断时续地收敛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双方的争论和论战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仍在激烈进行。这个时期，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在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尚未显出分晓，由于加里宁和伏洛希罗夫等尚在倾向于布哈林的动摇之中，起初甚至布哈林集团一时显出了某种优势，但利用夏秋到外地休养的机会，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纵横捭阖，夺取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一个个阵地，到1928年11月，斯大林集团已经显现了某种优势；在十一月全会上，双方围绕“非常措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辩论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全会发言的倾向虽然整个来说是有利于斯大林的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对“右派”打击的绝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只是表面上缓和了同“右倾分子”的矛盾，采取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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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措施”还在程度不同地持续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南方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按压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粮食采购再次失败。由于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发生中断，人们不得不连夜排队购物，这造成不满情绪爆发，罢工不断出现。有资料显示，在1928年前9个月中发生了96次达1.7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期也有1万冶金和矿井工人的罢工。［34］为控制事态发展，地方政府自发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经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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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恶化，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中出现了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言论。1929年初，据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报告，他所到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支部里都认为，右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记者还报道了工人的言论，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不让他们讲话而抱不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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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保证布哈林集团的胜利。正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一张传单，揭载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在1928年7月11日的“秘密会面”和谈话。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况，将它视为“右派”的非组织活动——秘密组织反对派，借此而向他们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1929年1月30日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大肆宣扬并公布了这次会面和谈话的细节，把布哈林集团置于政治上极被动地位。斯大林利用这一有利局面，乘胜追击，进一步取得组织上的优势，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彻底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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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解除了束缚斯大林集团的手脚，他们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实现超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1.8倍，而第一部类增加2.3倍。［36］接着几个月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农村又变本加厉地恢复并加剧了非常措施。把收购粮食的计划任务从上到下直接下达到了村，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对没有完成交售义务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37］如果拒绝完成任务，则“处以5倍罚款”。“第一次”这样处罚；“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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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非常措施发展到这种地步，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5—6月间，对农民实行暴力已经成了基本的政策方针。加倍惩罚变成了法律和行动准则，由没收粮食发展到没收生产工具，行动越来越过火。实际上，随着布哈林集团在1929年十一月全会彻底失败，到1929年秋冬，非常措施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而正式宣布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39］让它“见鬼去”的，是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报告，这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最后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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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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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载弗 · 伊凡诺夫：《苏联文学思想斗争史（1917—1932）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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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柯根：《新兴文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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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伊 · 爱伦堡：《人 · 岁月 · 生活》上卷，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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