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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五大刚一结束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和随后马上采取的第一批指令中，斯大林就要求“在一个星期的期限内做到粮食收购的决定性转折”，为有效收购粮食，“需要对富农（实际上不只是富农）和破坏农业价格的投机分子采取特别的镇压措施”，“并对各级组织领导人规定个人责任”，对领导不力者随时撤换。［31］这是斯大林采取的第一个以全新方式“对待农民、断送新经济政策和在农村广泛采取镇压手段的纲领”［32］。接着于1928年1月14日，斯大林又发出指令，为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要不惜采用任何强制手段”，包括要“打击收购者和富农”,“逮捕投机者、富农和破坏市场及政策的人”，并直接把“投机者和富农”宣布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以震慑中农。［33］斯大林从1月15日至2月6日到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巡视当中，亲自指挥了那里的粮食收购运动，下令变本加厉地采取了上述的镇压和惩办行动。这实际上是在实实在在地断送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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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虽然最初暂时地支持了“非常措施”，但没想到对这一措施执行得如此离谱，造成如此严重的事态。他们严厉斥责了这种“过火行动”，要求制止并纠正这些“非常措施”。在布哈林等的要求下，经过曲折交涉、讨论，斯大林暂时作了让步，时断时续地收敛了一些紧急措施。但双方的争论和论战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和七月全会上仍在激烈进行。这个时期，斯大林集团和布哈林集团在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尚未显出分晓，由于加里宁和伏洛希罗夫等尚在倾向于布哈林的动摇之中，起初甚至布哈林集团一时显出了某种优势，但利用夏秋到外地休养的机会，斯大林通过莫洛托夫的纵横捭阖，夺取了布哈林集团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和《真理报》的一个个阵地，到1928年11月，斯大林集团已经显现了某种优势；在十一月全会上，双方围绕“非常措施”、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辩论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全会发言的倾向虽然整个来说是有利于斯大林的靠牺牲农业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但由于这时还没有形成对“右派”打击的绝对优势和有利条件，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只是表面上缓和了同“右倾分子”的矛盾，采取迂回行动，避开了政治局内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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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非常措施”还在程度不同地持续发展，城市和农村的形势在不断恶化。南方歉收使局势更加严重，农民不愿按压低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去，粮食采购再次失败。由于城市生活必需品供应不断发生中断，人们不得不连夜排队购物，这造成不满情绪爆发，罢工不断出现。有资料显示，在1928年前9个月中发生了96次达1.7万纺织工人的罢工，同时期也有1万冶金和矿井工人的罢工。［34］为控制事态发展，地方政府自发实行了配给制。1929年2月，经政治局决定，在全国实行了配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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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恶化，使一些地方的群众和干部中出现了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言论。1929年初，据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主任巡视员报告，他所到乌拉尔的下塔吉尔区，“支部里都认为，右派在于他们要求给工人供应充足的面包。”《乌拉尔工人报》记者还报道了工人的言论，说李可夫和加里宁“是站在农民这边的”，为不让他们讲话而抱不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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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形势的这种状况，并没有保证布哈林集团的胜利。正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散发的一张传单，揭载了布哈林同加米涅夫在1928年7月11日的“秘密会面”和谈话。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情况，将它视为“右派”的非组织活动——秘密组织反对派，借此而向他们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在1929年1月30日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大肆宣扬并公布了这次会面和谈话的细节，把布哈林集团置于政治上极被动地位。斯大林利用这一有利局面，乘胜追击，进一步取得组织上的优势，在1929年四月中央全会上，彻底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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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哈林集团的胜利，解除了束缚斯大林集团的手脚，他们在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批准了实现超高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方案，方案规定工业总产量增加1.8倍，而第一部类增加2.3倍。［36］接着几个月后连这些数字也作了修改，大大提高了一系列关键性工业部门的五年计划任务。同时，在农村又变本加厉地恢复并加剧了非常措施。把收购粮食的计划任务从上到下直接下达到了村，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把任务分配到每个农户。对没有完成交售义务的富农“交付法庭审判，或者处以其他形式的惩罚（罚款或其他处分）”。［37］如果拒绝完成任务，则“处以5倍罚款”。“第一次”这样处罚；“第二次”——则可判处剥夺自由和强迫劳动一年［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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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措施可以看出，非常措施发展到这种地步，粮食收购和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到1929年5—6月间，对农民实行暴力已经成了基本的政策方针。加倍惩罚变成了法律和行动准则，由没收粮食发展到没收生产工具，行动越来越过火。实际上，随着布哈林集团在1929年十一月全会彻底失败，到1929年秋冬，非常措施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而正式宣布要把新经济政策“抛开”，［39］让它“见鬼去”的，是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土地工作者代表会议的报告，这可以说是新经济政策最后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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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浓厚的“军事共产主义”思想基础，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的领导主流，又不是以新经济政策的改革思想去引领、克服并化解上述矛盾和冲突，而是以违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传统意识形态，即“左”的思想去处理、解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问题，造成了这一政策最终被取消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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