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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中的“战斗命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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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走出地下，成为执政党，按理说可以实现广泛的党内民主了。事实不然，不久苏俄爆发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宣布全国为“军营”，而作为这一军营的领导者和指挥者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实行党组织的“军事化”，在其内部实行“战斗命令制”，即“组织上的极端集中制和党组织的集体机关的紧缩”。按照这种战斗命令制，党的领导机关发出的战斗命令，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选举制被任命制所取代，公开性根本谈不上，定期报告工作制无法实施，等等。这一切是战争环境使然，是保证胜利的需要，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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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布哈林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这种制度有几个特点：极端的集中制，冻结党组织的一切集体机构，取消各种争论，等等。在国内战争期间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军事集中制，工作方法是战斗命令制”。［19］一切服从于军事需要。这是“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的最极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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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这样，在列宁领导下还是尽一切可能来运用民主机制，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创造性，例如在战争岁月按期每年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还不断召开中央全会。重大的问题都由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最后是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拍板的。在国内战争最激烈的1919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各项迫切的问题之外还列入了看起来并不那么迫切的党纲问题，在会上就党纲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种做法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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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斗命令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国内战争时期，集中制发展了官僚主义化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命令制变成了压制的形式，必要的战时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借，党机关的必要紧缩削弱了党内的精神生活，等等。用列宁的话说，集中制变成了“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以，一俟战争基本结束，实行党内民主问题马上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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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民主制”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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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家开始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这时候一些党内人士和派别提出需要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废除“集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具体讲就是“工人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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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出现一个“民主集中派”，强烈要求改“集中制”为“民主集中制”，实行“工人民主制”，加强党内民主。“民主集中派”的代表人物萨普龙诺夫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曾长期主张官僚主义的集中制”，“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每一次都否定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派”的另一位领袖奥新斯基撰文指出：我们早就主张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他解释“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说：这种各民主要求：（1）把尽可能多的问题的讨论、决定和贯彻执行，集中在广泛的开放的委员会，而不是集中在狭小的封闭的委员会内，或者甚至集中在个别人手中。（2）如把执行权同立法权分开的话，那么执行机关应切实对广泛开放的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3）一切经选举产生的机构都要经常改选、向选民报告工作、吸引群众参加这些机构的实际工作等等。（4）政权机关要接受工农舆论的监督，为此，这些机关的会议应公开进行，工人和农民应当有可能在报刊上或在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还提出，要使党内派别合法化，“没有各种意见的交锋，没有各个派别的斗争，没有‘反对派’，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民主”。他的根据是，国内没有反对党，作为替代，党内应当有派，它们应当可以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发表意见，而不受任何迫害。“只有这种合法化能够保证实行执行机关报告工作制和负责制，才能保证我们实行共同的监督，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民主。”［20］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工人民主”的呼唤颇有代表性。他们关于反对派合法化的要求现在听起来似乎离经叛道，然而就在提出这个要求后不久，党内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就合法地出现许多派别，甚至列宁也参加了一个叫做“十人纲领派”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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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天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会前全国各地有大量的反对粮食征收制的农民暴动，有工人群众对军事共产主义不满的罢工风潮。更为严重的是长期作为革命堡垒的喀琅施塔得爆发了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要求之一就是实施“工人民主制”，实行选举制。而在此前党内又爆发了把高层领导人统统卷入的工会问题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在农村废除粮食征收制，一个是在党内抛弃军事命令制。面对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十大不得不匆忙宣布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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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讨论了党内民主的问题，通过了一个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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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代表中央作报告的是布哈林。他说：现在我们在党内应当实行工人民主制，它可以表现在选举制、广泛的争论，等等。这符合党的自我教育任务。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局势要求解决的任务，是党组织的形式问题，必须建立工人民主制来解决这一任务。谈到关于党的建设的提纲时，布哈林说：“在制定提纲时我们的出发点是，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都不是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从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不能认为某种组织形式或者相应的工作方法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是最优秀的，最合适的，最可以接受的。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组织形式也好，工作方法也好，都取决于党工作所处的那时刻的条件，党在该时刻所面临的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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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的导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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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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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重要观点，十大作出了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决议认为，这种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和监督制等。工人民主制度工作方法是：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决议对党内生活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从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要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要把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作为一种制度，普通党员可以出席这种会议。要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委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报告工作。上级党的机关只有在下级组织公然违反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及根据代表大会决议进一步做出的指示或指令时，才能解散下级组织，等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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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样一个决议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进入和平的经济建设阶段的时候，打算中止建立在集中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工人民主制”，从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是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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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是苏联共产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关于党内民主的最好的一个决议。贯彻这一决议无疑能够防止个人专权，可以做到集思广益，广泛调动全体党员积极地创造性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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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是针对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党内派别林立的状况作出的决定。决议规定禁止一切派别活动，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织成的集团。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决议的第7条规定：如果中央委员进行派别活动，“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23］这个并不长的决议，对以后苏共的命运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它成了某些人手中党同伐异、打击异己的上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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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大会代表意识到此决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担心会被滥用，所以对涉及中央委员的第7条作了特别限制，规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全会，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需得到三分之二票的多数通过。同时还规定，决议第7条不公布。列宁在1921年3月16日的一个短短的发言中，三番两次地强调，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不希望动用。他解释说：“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严肃指出，“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24］然而，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中央全会开除中央委员几乎成了惯例，成了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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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中央委员会同代表大会的关系问题。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自然无权开除自己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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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俄共十大代表的选举是按不同纲领进行的。在讨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时，梁赞诺夫曾建议对草案作如下补充：“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任何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地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这又涉及代表大会的权力了。列宁不同意这种提法，他反驳说，“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如果出现像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那样的意见分歧，那又得按不同纲领进行选举了。这是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25］列宁是非常注意党内民主的程序和准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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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十大本意是要根据已经出现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扩大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走上正常的道路。这是同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同步的措施。只有党内生活民主化，才有可能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而国内生活民主化则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求的。然而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的通过，大大冲淡了民主的气氛。在以后的宣传中只提禁止派别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而根本不提“党的建设的决议”，以致很长时间里人们根本不知道十大还有一个主张实行“工人民主”的决议。“禁止派别”变成了压制批评，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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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俄共没有能够为经济上的改革准备好一个较为民主自由的环境，没有能够使俄共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来列宁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口授的“政治遗嘱”即最后书信和文章中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建议。［26］然而这时候列宁已经重病不起，他的建议始终停留在文本上，而没能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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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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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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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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