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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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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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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党内斗争打倒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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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底1922年初起，列宁的健康状态开始恶化。这时候开始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首先采取措施的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于年中结成“三驾马车”，控制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但他们采取的一些决策频频出现错误，如中止外贸垄断，在成立苏联问题上提出“自治化”方案，压制打击反对自治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等等。他们的这些做法受到列宁的批评，病中的列宁为此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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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本来就把托洛茨基看成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列宁对托洛茨基的倚重，更加剧了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敌视。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那时根本不把“平庸”的斯大林看在眼里，以为只要打倒托洛茨基，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替列宁成为最高领导人。在1923年秋“新方针”的争论中，1924年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争论中，他们联合击败了托洛茨基，给他戴上企图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帽子，并从组织上解除托洛茨基的军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们明显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就在他们联合的“蜜月”期间，斯大林就不断地展示其独立专权的霸道作风。1923年夏多数政治局委员到南方基斯洛沃茨克休假，只有斯大林和加米涅夫留守莫斯科。斯大林以政治局名义单独决定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不征求在南方的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季诺维也夫对此非常不满，他写道：“各种各样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并非末等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有的只是斯大林的独裁。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要么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要么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个斗争时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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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是为了抑制斯大林的独断专行，7—8月间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的政治局委员们拟定了一个改革领导机关的方案，撤销组织局和改组中央书记处。根据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建议，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工作，让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进入书记处。7月29日季诺维也夫等把方案通知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建议，于8月7日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认为这无非是要或者马上撤换书记，或者安排一个凌驾于书记之上的特殊政委，他表示自己“并不看重地位”，同意撤换书记，但反对实行政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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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8月中，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决定不撤销组织局，而在该局的成员中加上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923年9月25日，中央全会选举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组织局委员，选举布哈林和科罗特科夫为组织局候补委员。［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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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斯大林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回过头来清算了基斯洛沃茨克这笔账。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认为，新反对派（未提布哈林）的政纲“就是要改组书记处。使他们完全联结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书记处问题”。斯大林回顾了问题的历史：“1923年，在第12次代表大会以后，那些聚会在‘山洞’中的人制定了一个政纲，主张取消政治局和使书记处政治化，即主张把书记处变成由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组成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机关。这个政纲的用意何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不要加里宁，不要莫洛托夫来领导党。［41］这个政纲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不仅因为这个政纲在当时是毫无原则的，而且因为没有我上面指出的几个同志，在目前是无法领导党的。我对从基斯洛沃茨克山洞向我提出的书面问题给了否定的答复，并且声明说，如果同志们要坚持的话，我情愿让出位置来，绝不声张，也不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争论，也不要求保障少数的权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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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含糊地提到列宁的“遗嘱”，说“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于8月7日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对此表示不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问题的信呢——难道没有证据说明我并不看重地位，因而就不怕什么信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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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也夫在8月10日回答斯大林说：“是的，是有弗 · 伊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第12次代表大会）不要选您当书记。我们（布哈林、加米涅夫和我）决定暂时不对您提这封信的事。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您对于同弗拉基米尔 · 伊里奇的分歧的认识本来就太主观片面，所以我们不想使您神经紧张。”［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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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拿列宁的遗嘱警告斯大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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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设法整“三驾马车”中的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了。1924年斯大林在《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的报告中公开批判加米涅夫的“变‘耐普曼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的口号，还不指名地批判“党专政”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是“因为平常不关心理论问题，不关心确切的理论定义”，“在提出口号以前缺乏思考的习惯”。［45］前者斯大林利用了速记员的笔误——把“耐普”写成“耐普曼”。至于“党专政”的提法并非出于“疏忽”，而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来主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而只可能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来实施。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情况更是如此。党专政无非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斯大林不经政治局同意，1924年6月20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报告的一部分，严重损害了加、季两人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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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大敌当前，在这段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和斯大林联合一起来对付托洛茨基，通过“新方针”和“十月的教训”问题的争论，击败了托洛茨基。1925年的一月全会解除了托洛茨基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从而扫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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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无法掩盖。在一月全会上，季诺维也夫等要求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斯大林扮演和事老的姿态，表示反对割除、流血的办法，声称“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而他们正是要求流血——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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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处理托洛茨基问题上的分歧看成是处理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分歧的开始。击败托洛茨基之后，对斯大林来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最大对手就是季诺维也夫了。季诺维也夫时任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在国际和国内都有相当的名望。1925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等组成“新反对派”，向斯大林发出挑战。加米涅夫在联共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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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对制造‘领袖’理论，我们反对制造‘领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总书记不是能够把老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人物……重复一遍：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不能完成团结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任务。”［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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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米涅夫最后说：“我们反对一人专权的理论，反对制造领袖，我的发言以这些话开始，现在也以这些话结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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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反对派”遭到了失败。加米涅夫由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不久，季诺维也夫失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向托洛茨基，结成声势浩大的“托季联盟”。但这时候，这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军队、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因而已经不能形成对斯大林的实际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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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则同布哈林结成联盟以对付“托季联盟”。斯大林不是理论家，因此真正的理论争论还得靠布哈林这支笔，由布哈林写文章来批判左倾反对派的挑战。正因为如此，面对“新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联共十四大上竭力为布哈林辩护，为他的“发财吧”的口号辩护，轻描淡写地说：“布哈林的错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反对要布哈林的血，声称“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49］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声明“‘发财吧’这个口号不是我们的口号”，为以后批判布哈林留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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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布哈林的结盟同样是权宜性的。1927年底，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开除出党之后，同布哈林“右派”的矛盾开始突显。以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危机”为契机，斯大林开展了反对“右倾”的斗争。所谓右倾的代表人物正是为反对托洛茨基作出贡献的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由于在初始阶段斯大林并不拥有多数，他的一些主张得不到多数的支持，例如在1928年七月全会通过的决议中就包含很多布哈林的主张。正因为如此，斗争起初以采取不声不响的党内上层的内部斗争的形式展开，斯大林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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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的党内斗争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频繁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全会”。这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形成斯大林的多数。斯大林通过长期的努力，把自己人陆续安排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在联席全会上就能够容易形成自己的多数，以多数票通过自己所需要的决议。一旦有把握形成多数，斯大林就召开联席全会。1929年的四月联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得以通过全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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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惯例，在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同时，斯大林就安插进自己的人，通过这样的办法改变最高领导机关的成分。到1929年底，整个政治局已经是斯大林的政治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为：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基洛夫、柯秀尔、古比雪夫、莫洛托夫、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候补委员为：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瑟尔佐夫和丘巴尔。反对派成员只留下一个李可夫，但他的时间不会太长，同年12月他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可以说清一色的斯大林中央从此确立，斯大林本人登上了苏联权力的巅峰。从此以后，总书记也就成为党内最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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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这些人在1929年12月斯大林50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之作。斯大林拥有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打出横幅，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往农村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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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自己的基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消灭列宁时期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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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来斯大林承认了这个错误，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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