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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200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要努力实现协调发展。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也是在中国今后工业化过程中要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而调整经济结构是保证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方面，我们应从苏联工业化模式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首先，从指导思想来讲，应该明确，工业化也好，发展整个经济也好，最终的目的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搞工业化、现代化要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民的需要作为发展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必然造成市场紧张，人民的消费得不到满足，乃至像苏联后期那样，出现严重的消费品供应危机。其次，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购买力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潜力的农村市场的需求将大大扩大，对生活消费品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广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第三，我国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发展，应提高科技含量，多生产附加值高、质量高和安全程度高的产品，以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这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是在国际市场不被打败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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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绝不能搬用斯大林实行的赶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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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执政后，赶超战略集中体现在他的工业化方针与政策上，以后苏联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一直实行赶超战略。1939年3月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其总结报告中，一方面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苏联的基本任务是要在10—15年内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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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上台执政后，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思想，并把赶超美国作为建成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与标志，提出：第一个十年内工业生产绝对量与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压倒美国，从而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第二个十年内即到1980年在按人均计算的工业产品生产方面将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提出经济高速增长要为在军事上赶超美国提供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过“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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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力图尽快在经济上赶上乃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亦应该通过努力加速经济的发展，争取早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实行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本身并没有错。而苏联实行这一战略的问题在于：一是脱离客观条件的可能性，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论是斯大林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提出赶超目标，都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完全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一种唯意志论的表现。二是苏联的赶超战略重点的片面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不是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三是赶超战略的重要目标是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是为对外扩张与争霸服务。一个国家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经济强大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理所当然要追求的目标，特别像苏联这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尤其是必要的，但如果实行赶超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和扩张与霸权相联系的超级大国，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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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深刻教训的。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现在有可能用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54］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最先提出主要工业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当时成了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成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的助推器。这个15年赶超英国口号的实施过程中，在“大跃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又将15年变为10年，后来毛泽东又改为7年，再后来降到2年至3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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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时期，应从苏联长期实行的赶超战略吸取的主要教训是：第一，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防止盲目性和唯意志论。第二，绝不能像苏联那样，赶超主要是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为争霸扩张服务。中国在天下还不太平，加上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情况下，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提高国防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中国绝不能参加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经济。中国参与军备竞赛亦必将把经济拖垮，所以，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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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业化要走集约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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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用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办法实现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客观的必要性。但问题是，苏联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粗放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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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自上个世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末，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不仅增长幅度大，而且增长速度快。它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约占国家预算支出的50%。基建投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如1961—1987年，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5.4%，而基建投资为5.6%。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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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已感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增长率与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都已大大下降，原材料、燃料供需之间开始出现不平衡。在上述情况下，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提出向集约化方针过渡。但由于受经济体制的制约，集约化方针未能得以实现。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型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工业生产日益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1976—1980年年均增长率为4.4%，1981—1985年为3.6%，1986—1990年已降为2.5%。到1991年已为负增长2.8%，而这一年GDP负增长13%。十分明显，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也是导致苏联最后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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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苏联上述教训，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改变落后的粗放工业增长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十分紧迫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增长方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和难循环。这些问题必然导致经济的低效率。目前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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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不改变工业发展的粗放方式，不仅关系到我国工业增长的资源环境支撑问题，而且还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在今后的工业化进程中，在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方面，要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2月21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的：中国今后“必须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已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得以落实，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是推动工业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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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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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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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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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全集》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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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斯大林第一种说法，1932年，即“一五”计划结束时，工业化时期结束了。他在1933年1月作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报告中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一切就使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48%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年）末的70%”（《斯大林全集》第13卷）。但到了1946年斯大林在谈到苏联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之事时，称这是“一个飞跃”。在他看来，“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开始，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他还进一步明确说：“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一共只花了十三年左右的时间。”（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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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后来斯大林把生铁产量指标提高到1700万吨，钢产量规定为104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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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陆南泉主编：《苏联经济简明教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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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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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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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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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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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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