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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峰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蔓延滋长，加上官职等级名册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和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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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不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也不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他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8］当时，他没有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只是间谍和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9］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但他无限扩大了事态，并作出了过火反应，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态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面对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残酷打击，以此来摆脱困境，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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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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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6—1939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至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及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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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933—1934年的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在党内党外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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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面对这种形势，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10］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便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一方面改变对西班牙的政策，引起战云密布；一方面任命新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加速“大清洗”的步伐，——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成是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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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五纵队”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12］可见，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意图之一，就是在莫洛托夫心中扎根很深的“第五纵队”。但这“第五纵队”纯属一种主观上的担忧，经历史学家查证和几十年的历史验证，所谓“第五纵队”云云，纯系主观想象的子虚乌有的妄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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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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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直接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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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有各种具体的、直接的导因，而1934年12月发生的基洛夫被杀案，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导火线。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只把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看做“大清洗”运动的内涵；其实，这三次大审判只是“大清洗”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就它们在“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后期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在全面“大清洗”的真正高潮期间，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4—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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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13］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利用，作为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的路线不满者，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近些年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14］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小时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为“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查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死刑罪犯的申诉；死刑判决宣布后立即执行。［15］这项法律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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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武断地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16］1934年12月16日夜，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17］一星期后，即1月16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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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这一活动有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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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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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凶杀。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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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的结果，是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18］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却以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由抵制贯彻中央方针造成的。于是，又进一步向各地方党组织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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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逮捕的有15218人，还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19］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20］通过这次运动，安全机关便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持有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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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刑事律条也越来越森严。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人员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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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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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29日，中央书记处向各地党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日，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进行了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在这次对取名“托一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在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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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不仅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相联系属牵强附会，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一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这一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进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站在了后者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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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一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21］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22］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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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若夫的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分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23］接着在10月间，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上述人等，立即或稍晚一些都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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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审判的主题，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打击的主要对象是经济管理层。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纪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统统被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所要达到的预定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执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24］也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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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三月全会（2月25日至3月5日），便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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