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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斯大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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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XXII съезд КПСС, М.,1980. С. 58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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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苏联和国外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个反间计对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没起决定作用，只是被用来对动员其他军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见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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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цнов М. М., Дмцmренко В. П. ц ∂р.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6. 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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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Труд, 4 июня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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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No. 5. 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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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伊 · 弗 · 巴甫洛瓦：《当代西方历史学家论30年代斯大林的俄国—“重评派研究方法”的批判》//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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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环球时报》，2008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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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9.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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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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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独立以后，许多历史事件脱去面纱，显现“庐山真面目”。1932年8月—1933年10月［1］间发生在乌克兰的，被乌克兰史学界称做“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就是其中一例。1988年，乌克兰《历史》杂志刊登了第一篇关于1932—1933年乌克兰爆发大规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的文章以后，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逐渐被外界知晓。乌克兰独立以后，官方予以确认，并在乌克兰历史博物馆辟出专馆介绍这一事件，馆内以黑白两色布置，庄严肃穆，展示着大量震撼人心的照片和实物，以悼念在这次人为因素造成的大饥荒中惨死的无辜民众。这次大饥荒造成乌克兰394.1万人［2］非正常死亡，其中91.2%为乌克兰人。大饥荒期间，吞噬同类的现象普遍发生，枪杀和自杀事件直线上升，乌克兰人民经历了巨大的道德悲剧，饥荒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创伤终生难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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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地处欧洲中部，自然条件优越，境内多黑土地。苏联时期，乌克兰是全苏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经济一直是乌克兰国民经济中的强项。乌克兰生产的小麦、大麦、玉米、甜菜和向日葵供应全苏需要，而乌克兰的土地面积仅占全苏的3%。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种族灭绝性的大饥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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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加码的高征购指标，让乌克兰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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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扭转这一局面，列宁在 1921年3月15日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以粮食税代替粮食征集制的新经济政策，农民获得了支配自己土地的自主权。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步掌握了党政大权，此后，他并没有按照列宁的与农民一道前进的方针建设苏联经济，于1928年出台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加速实现城市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要实现上述目标，苏联需要出口大量粮食换汇，进口工业化设备。当时，苏联仍是一个只能输出农产品，输入机器装备的落后农业国家，农业是苏联积累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为了增加出口量，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实行掠夺性的粮食征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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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中期，苏联的经济稳步发展。但是，国内商品匮乏的局面还没有转变，许多农民不愿意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粮食，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遇到了困难，苏联政府则需要尽可能多的粮食出口创汇。在解决粮食的供需矛盾时，苏联领导人没有采用经济手段，轻率地沿用驾轻就熟的行政手段。苏联政府要求各级政府成立征粮队。为确保收购到足够多的粮食，征粮队强行向农民收购粮食。 1927年12月15日，米高扬又向乌共中央发出关于乌克兰必须加强向国库交粮的指示，12月30日，苏共中央书记瓦 · 莫洛托夫到乌克兰哈尔科夫督粮。这一年苏共中央给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是2.65亿普特。1928年，乌克兰向苏联政府交粮2.72亿普特，占这一年度全苏粮食征集数量的42%。在粮食征集过程中，征粮队除了征收小麦和玉米以外，还征收其他农副产品。进入30年代以后，乌克兰的粮食产量连年减少，而中央下达的征粮指标却不调整。1930年，乌克兰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为2290万吨，上交国库780万吨，顺利完成征粮指标。 1931年，乌克兰农业收成大幅度减少，粮食总产量只有1760万吨，苏联政府并没有因此降低征粮指标，乌克兰政府被迫动用农民的储备粮，向苏联政府上交 700万吨粮食。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1280万吨，而苏联政府向乌克兰下达的征粮指标仍然是770万吨。虽然后来征粮指标减少为660万吨，仍然大大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除了交粮，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税，苏联当时实行三种农业税：直接税；义务交售农产品（国家常常过高规定交售额，许多农庄无法完成交售任务）；向农机站交纳实物报酬，负担过重。苏共中央没有想办法减轻农民负担，而是强化征粮力度。1932年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给乌克兰的征粮硬性指标是：集体农庄上交475万吨粮食；个体农户上交 108万吨粮食。为完成中央下达的征粮任务，乌共中央11月18日通过关于强化粮食征集措施的决议。这些措施是：（1）实行武力征粮；（2）关闭所有的国营、集体办的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3）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交易； （4）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5）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斯大林派出亲信瓦 · 莫洛托夫和拉 · 卡冈诺维奇督察粮食征集活动。上述措施在乌克兰当时358个区中的88个区实行，给乌克兰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征粮队在具体执行上述措施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农户缺粮少种子的现实视而不见，用武力从农民手中抢走160万吨粮食，占农户总储备粮的76.2%，他们搜尽了农户手中的最后一点粮食。这一年，苏联政府从乌克兰运走粮食700万吨。政府从农民手中运走大批粮食，付给农民的粮款极少，只相当于市场粮食价格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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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的高征购政策严重破坏了以农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统计资料显示， 1932年冬季至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5口之家的农户只存有80公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粮食。农民们只好宰杀牲畜，用树叶、树皮来补充粮食的不足。由于食品严重缺乏，大批人因饥饿而死亡。在长达22个月的饥荒中，农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包，农村经历了罕见的贫困，变为一个个废墟。可以说，强制实行粮食征集制是引发史无前例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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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推行集体化，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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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底，苏联爆发粮食收购危机。1928年初的粮食收购量仅是1927年初的75%，粮食收购量的减少对苏联工业的发展和城市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斯大林没有从国家实行的农业政策上找原因，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定是小农经济束缚了农业的发展。1928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乌克兰农业经济的一贯传统是土地私人所有，农民大多不愿意实行集体化。苏联政府认为，只有在乌克兰推行集体化才能彻底解决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社会基础——小农经济的问题。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在乌克兰农业中集体经济应当达到30%的份额。一开始，苏联政府尚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农民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到1929年秋，乌克兰集体经济仅占其农业经济的5.6%，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仅占可耕种面积的3.7%，只有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集体化的速度离中央的要求相差甚远。192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农村集体化的进程。1930年1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措施》的决议，正式提出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的方针。 1930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强行全盘实行集体化。党的基层干部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反对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和牲畜，加入集体农庄。伴随全盘集体化而来的是农村暴力事件增多，由于强迫集体化，农民殴打、杀害村干部和党员干部的事件屡屡发生，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普通农民运用最多的反抗形式是滥杀牲畜，他们认为吃肉，或者卖了比交给国家好。1928—1932年间，乌克兰家庭饲养的牲畜减少了1/2多。当时摆在农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加入集体农庄，要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320万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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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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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农民的偏见几乎可以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特征之一。斯大林一贯认为，农民的保守性顽固不化，严重妨碍革命变革。消灭富农运动集中体现了斯大林的上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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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富农是具有强烈民族独立意识的阶层。他们保留着乌克兰的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他们对政府提出的集体化运动和粮食征集采取抵制态度，不愿把粮食低价出售给国家，而是希望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个好价钱，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富农成为粮食征集制和集体化运动的绊脚石，自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由于对于富农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没有明确的法律概念，而是根据斯大林的意志，制定了一个“规定”富农标准的文件：“每口人年收入超过300卢布（但是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了农民人数的15%（实际上为3%—5%），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在所难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党政干部握有农户的生杀大权，这些人往往依据个人的主观好恶判断是非曲直，制造出一幕幕人整人的悲剧。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铺开。苏联政府向农村派出大批城市工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1929年秋，向乌克兰农村派出大约1.5万人，1930年1月达到4.7万人。不久，又从俄罗斯抽调大量工人到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富农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和北方做苦役。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约有85万人强迫迁到北方，许多人惨死途中，很多青壮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场运动中，富农阶层陷入了悲惨绝望的境地，他们盲目屠宰牲口，烧毁农业设施，破坏农业生产工具的事件屡屡发生，给乌克兰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消灭富农运动总计在乌克兰消灭了30万—50万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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