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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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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庸俗社会学是扭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潮之一。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深入贯彻1925年俄共（布）文艺政策决议、捍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斗争。过去，我国思想理论界对这一斗争的研究和关注不够，今天重温这一理论争论，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准确领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并正确认识当前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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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首先要问，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缘何要进行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呢？它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进行这一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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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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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庸俗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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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庸俗社会学，按照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M · 利弗希茨所做的概括，它“主要是在史学、艺术批评、文艺理论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方法所做的一种教条式的简单化的理解。更广义些说，庸俗社会学就是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财富的真正侵害，并导致错误政治结论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解。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漫画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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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就是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说法，庸俗社会学观点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往往做出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2］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成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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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疑应该对社会现象坚持阶级分析，但应该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不是戴上“有色的阶级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涂上阶级性色彩，或者像庸俗社会学派的文艺学家那样，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而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待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做的评价那样。甚至像苏联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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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那里，代替真理位子的是集体的经验或阶级的意识，实际上他们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只不过他们是从个性主体转变到了阶级主体。庸俗社会学像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潮一样，渗透着极端的能动论。历史主体的非理性的自我表述，在庸俗社会学体系里，就变成了阶级的自我表现。不言而喻，这种主观主义往往掩饰在党性的词句之下，实际上是对共产主义党性的一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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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庸俗社会学也大讲并突显阶级斗争，但它的阶级斗争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它更接近于尼采笔下的强者与弱者的厮杀争斗，更接近于资产阶级学者所描写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某种类乎兽性的搏杀。庸俗社会学把阶级斗争变成了各种自私自利的社会势力为争夺一块面包，为争夺一块土地而进行的种族厮杀，这本身就不是对待各个时代基本阶级矛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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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M · 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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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做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要永远被牢牢固定在自己阶级的属性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表现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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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注意的焦点，不是分析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所体现的客观艺术价值。它的主要兴趣是集中于受体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和理解。在庸俗社会学看来，艺术作品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预设的象形符号，其意义是以接受者为转移的一个可变量；每个时代、每种社会、每个阶级，都会把自己独特的意涵灌注进受体阅读的字里行间。一切艺术作品和其他精神文化现象，其存在状况无非有两种：或者是，它们都有其本身客观的核心内容，而受体在千变万化的感受和理解中仍然保持其核心内容不变（因为它们以客观的现实形象为基础），或者是，社会科学丧失了衡量真理的任何标准，无法区分比如艺术真实和其他假象，就连对一些写手们制作的赝品，低俗的读物或者文牍主义的连篇空话，也无法对它们的真伪加以区分。在庸俗社会学活跃的社会环境中，艺术作品和精神文化现象只能处于后一种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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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生动具体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成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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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斗争的概念，实际上是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之一。向农民无限制地征购粮食，农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抵制反抗，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或表示不同意见，也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甚至镇压、迫害的有力工具，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本义的，是一种庸俗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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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把阶级规定性的原则用来解释社会意识，往往将其扩大化到了漫无边际的地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也被做了绝对化、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应用到社会上，唯成分论成了谈人论事的唯一标准，其恶性发展，就导致到反动的“血统论”。庸俗社会学反映在政策层面上，认为知识分子是旧文化的载体，因而对他们采取排挤、打击的政策。把文化遗产和文化传统不加具体分析，一概视为剥削阶级的产物，采取统统排斥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表现或与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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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在十月革命后相当流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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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作为一种扭曲、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庸俗化的思潮和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几乎贯穿始终的一条又粗又长的思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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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成“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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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们把“唯物主义”一词变成了一个套语，当成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就以为万事大吉。恩格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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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曾表示他与马克思也应对这种情况承担部分责任。他在《致约 · 布洛赫》中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定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则，而且还并不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6］恩格斯在晚年一系列书信中表明，当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庸俗化的情况，在他看来已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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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情绪的影响紧密联系在一块的。这股有着广大社会基础的思想势力，早就通过巴枯宁和涅恰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形成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粗暴歪曲传播到了俄国。由此，产生了巴枯宁对文化的激进主义批判，他是把文化作为同有产阶级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贵族习气加以痛斥的，他在当年的言谈，大有毁灭文化的气焰。此外，特卡乔夫在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所写的文章，也把经济唯物主义与边沁［8］的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方法的拙劣模仿。这些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对后来都有相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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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实证主义观点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新康德主义成分的侵蚀。一个应当注意的事实是，就连常常同庸俗化保持距离的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中也能窥见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的蛛丝马迹。由此就产生了他对文化史的片面理解，往往将文化史了解为由社会决定的带有必然性的一系列心理精神状态，而这种必然性就像苹果树要结苹果，梨树要结梨子一样，往往被说成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带有某种宿命论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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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的片面性，表现在把科学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仅仅限定为从发生学、起源学方面去研究艺术现象，而不允许在文学中用通常标准的方法进行艺术批评。按照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就是，普列汉诺夫力图“千方百计强调马克思主义独有的客观主义，因此导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即主观意志的创造性方面注意不够”。［9］在这里，普列汉诺夫同苏联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有着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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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M · 波克罗夫斯基、B · 弗里奇和B · 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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