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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左的庸俗社会学思潮主要由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前进派”集团所代表。依附于波格丹诺夫一派的，是一批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他们就是M · 波克罗夫斯基、B · 弗里奇和B · 舒利亚季科夫等人。他们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曾起过较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属于正面的、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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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获得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在苏联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得到的迅速广泛传播，以及部分旧知识分子对它无奈的适应和服从，进一步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使庸俗社会学变成了一种群众性的、给社会主义文化造成严重危险的现象。在波格丹诺夫学派的推动下，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在文化建设方面滥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达到了特别有害的地步。庸俗社会学采取荒唐可笑的形式，造成了巨大破坏性后果。它鼓吹打倒所有剥削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摈弃所有文化遗产，取消过去的学校，把过去官方的历史学公式完全颠倒过来。这样一来，伪皇德米特里成了当年那个时代革命力量的代表，而具有进步意义的彼得的改革，反而遭到了粗暴的否定；十二月党人非但不是捍卫人民利益的英雄，反倒成了地主兼粮食贸易商的代言人。在庸俗社会学派看来，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遗产都丧失了艺术价值，前者不过是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后者无非是与高等贵族沆瀣一气的中等贵族的代表；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是没有什么人类共同的珍贵艺术价值可言的。后来，“拉普”［10］又接过“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某些极左观点，进一步以变化了词句宣扬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在二三十年代，庸俗社会学为摒弃文化遗产，为各种极“左”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舆论环境。这种极“左”的思想形态，把所有一切都涂抹上了阶级色彩，从宣传消灭过去时代的音乐，到把艺术融入生产和生活的理论（“列夫”［11］的主张），各种论调往往五花八门，离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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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不难看出，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片面性所引起的消极后果，造成其追随者进一步将其发挥、放大了他的失误，而出现庸俗社会学倾向；一是由波格丹诺夫受到阿芬那留斯和彼得楚尔特［12］社会学的影响，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庸俗社会学。应该说后一方面是苏联庸俗社会学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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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教授B · M · 弗里奇和B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可以说汇合并承袭了这两股源流。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有一系列颇有名气的文学史专家，比如П · H · 萨库林和П · C · 柯根等学者，就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点。以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这个庸俗社会学派，培养出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有才华的学者，这使他们的理论在苏联理论界和文艺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使1928—1930年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并未能铲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这种影响数十年间在苏联思想理论界一直存续了下来，而在苏联学校教育传统中保持得最久，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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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思潮在上世纪20年代最盛行时，实际上几乎成了苏联文艺学和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当时，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从彼列维尔泽夫学派到“列夫”，从史学到哲学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都具有浓厚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文化”为口号，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其他阶级出身的文化人则与“无产阶级文化”无缘，只配受到排挤和打击。“列夫”则鼓吹“生产艺术”，认为唯有这样的艺术才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拉普”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基因，主张在完全清除“旧文化”的基地上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他们都倡导“集体主义”艺术，主张生产和艺术相融合，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自居，企图在文化艺术界以自己的组织取代俄共的地位。“拉普”还混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理。主张“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革命那样”，［14］用类乎暴力夺权的方式，取得其一派的领导权。“拉普”比“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加注重磨砺阶级斗争的“利刃”，主张在文艺斗争中要“果敢坚决地投入了战斗，要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15］这段话，对“拉普”思想斗争的方针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他们对待来自旧时代的“同路人”作家就是按照这一方针，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而对所谓“无产阶级作家”，则处处袒护，实行宗派主义的文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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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宣称，俄共（布）党还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他们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党员作家组织的纲领，应该成为党的文艺纲领，他们的政策应该成为党的文艺政策。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基本正确代表党的文艺政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的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被列宁委任主办《红色处女地》的负责人）沃隆斯基，为了捍卫党的文艺政策，对“拉普”进行了反击。这一下捅了这个“左派”的马蜂窝。“拉普”适时利用当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形势，对沃隆斯基大肆反扑，一下搅乱了文艺阵线，混淆了党的文艺政策，于是，迫使党不得不成立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讨论并解决党的文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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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专门文学委员会领导人布哈林和负责国家文化教育的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主持下，为俄共（布）中央起草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草案于1925年6月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为反对以“拉普”为代表的极左文艺思潮在文艺阶级性问题上的简单化观点，为贯彻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方针政策，《决议》特别载入了针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一段话：“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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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无论“无产阶级文化派”，还是“左翼文艺阵线”和“拉普”，其极左的文化路线的理论基础，就是庸俗社会学。这样，在20年代中后期贯彻党的文艺政策决议、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庸俗社会学派的抵制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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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正是这样。大约在1926年或者是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问题时，庸俗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同卢那察尔斯基发生了“直接冲突”。接着，在1928年1月（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是在1929年1月［17］）召开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当时，以В · M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为首的庸俗社会学派是掌握相当权力的。从1922年建立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学部时起，В · М · 弗里奇和В · Ф · 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该学部的正副领导人，1925年改组后，他们两人又分别担任学部主席和学部秘书。他们作为老党员学者，在革命前就发表多部著作，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们有一批弟子追随左右，形成了这个日后被称谓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当彼列维尔泽夫与卢那察尔斯基发生激烈争论后，他和弟子们为维护庸俗社会学派的观点，在1928年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首先，他们共同发行了第一个《文艺学》文集，在发行文集的同时，还在同舆论界的多次见面会中发表了他们的理论纲领。而此前不久，在高校教师的一个莫斯科会议上，彼列维尔泽夫还以学术报告的形式，总结性地全面阐述了他们的思想。此外，他还在另一场合向听众讲解，艺术形象的阶级制约性是通过什么机理，怎样具体发生的。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彼列维尔泽夫是一个活跃、固执并带有进攻性特点的学者，他利用当时在舆论界的名气和权威地位，在其坚持的观点上是丝毫不肯退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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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摆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学派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展开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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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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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维护1925年《决议》的重大原则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在1928年4月30日至5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拉普”代表大会上，针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派的错误，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状况和任务》的报告，［18］拉开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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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从分析苏联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出发，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地位、使命、特点和具体任务。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应该坚持“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精神”。［19］他特别使用“科学社会学”一语，就针锋相对地同“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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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进行怎样的“科学社会学”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而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的、最带规律性的经济关系，首先是劳动的形态。在广泛考察某个时代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应该努力给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一幅完整的图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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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又概述、引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当问题涉及某一个别作家或作品的情况时，倒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考察根本的经济条件，因为这里特别突显出来了一个恒常起作用的原则……这就是艺术作品只是在非常微不足道的程度上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它们依存于生产方式是经过其他中介环节而发生作用的，这就是社会阶级结构和在阶级利益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心理。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该作家作为表现者的那个阶级的心理，或者像常有的情况那样，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其他各阶级对作家影响而生发出来的某些复杂成分；这也是必须予以关注并进行分析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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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卢那察尔斯基在这里针对的是庸俗社会学观点，并一一进行驳斥的：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卢那察尔斯基则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学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卢那察尔斯基则一一作了具体的辩证分析。他没有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该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正是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决议》中所指出的重要原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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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23］在这里，他当然是指文学形式（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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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24］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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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拉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25］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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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1929年初举行的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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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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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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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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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作出正确评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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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无数次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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