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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所固有的一种方法论十分不满，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仅仅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表现在何处，又是什么意义的恶，其表现何在？”［24］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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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个报告中，批判的锋芒直指庸俗社会学派的整个理论纲领。这个报告在“拉普”大会上发表后，接着立即于同年6月在其机关刊物《文学岗位》和《新世界》两家大型刊物上刊载，这样，这位教育人民委员，正像他本人所说的，便在“并非听命于任何人的”［25］的情况下，倡导并发起了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这场理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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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在1929—1930年全面展开的。在1929年初举行的一次苏联语文专家会议上，苏联文化界的另一重量级人物波梁斯基，也加入了同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论争。接着，在《真理报》等中央刊物上相继展开了这一批判，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举行的专门讨论会上，也发生了同这一庸俗社会学学派的争论。第一阶段批判的高潮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整个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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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经过大体一年左右的间歇，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再次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阶段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如果按阶段划分，这是继1928—1930年第一阶段论争之后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批判。正是在这个阶段，先前方向基本正确的学术批判被扩大到政治领域，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开始着眼于上纲上线，政治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本身的厘清和划分，因而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虽持续数年之久，但理论是非并未彻底弄清，所以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这种后遗症不仅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就是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个时期都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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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大体情况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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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批判的当代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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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所进行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那么，当代应当对它如何认知并作出正确评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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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批判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无数次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批判中，应该说是罕有的、极具积极意义的思想辩论和理论斗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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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对庸俗社会学最集中、最有成效的一次打击，它对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灭了庸俗社会学派的气焰，阻止了庸俗社会学的蔓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由于这一斗争主要是在苏联文艺学领域进行的，所以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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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理论批判的进程也经历了曲折。在争论的第一阶段（1928—1930年），进展是顺利的。卢那察尔斯基把论争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允许论敌答辩，没有影响他们继续发表文章和著作的权利。这一正确的方针使斗争避免了扩大化，把重点放在了分清理论是非上，因而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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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批判的第二阶段（1932—1936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一理论斗争为苏联最高领导所利用，被用来打击政敌、改写党史、树立个人崇拜的目的，这样就把原本的学术论争扩大化，扭曲成了政治批判，因而走上了忽视厘清理论是非的错误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对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清算，造成理论是非厘清得很不彻底（特别是在文艺学以外的领域），为日后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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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庸俗社会学清算的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语言学领域。在30年代的苏联，语言学家马尔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人类交际工具——语言，宣布为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大肆宣扬语言的阶级性，这使庸俗社会学在语言学领域仍然大行其道，并没有稍显收敛的迹象。此外，苏联这个时期不只正确地宣传中小学人文课程的阶级性，还把阶级性特征扩大到化学、物理等自然知识课程领域，赋予自然科学以阶级性。语言学的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50年代初，而学校教育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则一直延续到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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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学校教育中存在这种倾向，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一直宣扬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直到40年代末还把生物遗传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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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的不彻底性，不仅长期侵害到苏联的思想理论界和教育界，也严重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其中也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即上世纪50—70年代的思想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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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仅在文学理论界对庸俗社会学有所批判，有所触及，在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在庸俗社会学问题上拨乱反正，因此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学术理论界和社会上还时有抬头，不时沉渣泛起，或余音回响。近年一股否定人类文明普遍价值的噪音，就是这种状况（庸俗社会学抬头）的反映。因此，在学术理论界以至全社会进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补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拨乱反正，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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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社会学既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又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加之因其长期存在而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和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错误理论及其倾向的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同它进行斗争。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伟大工程的建设中，需要注意纠正两方面的理论倾向，一是纠正从右的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歪曲和修正，二是纠正从左的方面，即庸俗社会学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扭曲和侵害。离开了同这两种理论倾向的斗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云云，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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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Лифшиц Mux.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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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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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Лифшиц Mux.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2. М., 1986. 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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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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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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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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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些书信包括《致约 · 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致符 · 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致弗 · 梅林》（1893年7月14日）、《致康 · 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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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伊列米亚 · 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是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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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Трифонов Н. А.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 1976. С.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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