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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最早发生在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该决议取消了出版总局对新办重要杂志的审批职权，改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批准；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则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10］扩大党的机关实施书报检查职权的重要步骤，是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作出的。该决议着令教育人民委员部在两周内改组出版总局。约一个月后，苏联人民委员会根据党的文件作出相应决议，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出版总局“特派员”和政治编辑“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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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报纸，后来在杂志中也设立了政治编辑。政治编辑的职责和任务，由中央政治局1931年4月在其决议中作了规定，其中强调指出，政治编辑对报刊的思想政治审查，应“向苏联司法机构和相应党的检查机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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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改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建制之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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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批判运动中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公式管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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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连续不断的大批判运动，推倒过去的思想理论权威，树立斯大林这个新的唯一的思想理论权威；也通过这种大批判，清除过去的思想理论原则，确立斯大林的思想理论原则，即由斯大林解释和认可的、实际上是被歪曲和篡改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管控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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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当政时期，确切地说，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大大小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除苏德战争打得最激烈的1941—1943年外，几乎不曾间断过。实际上，在这20多年间，苏联经历了三个意识形态批判和斗争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这是意识形态的“大转变”时期，这期间主要展开了政治上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大清算，在经济学中展开了对鲁宾政治经济学派的批判；在哲学界展开了对德波林及其学派的批判，在史学界开展了对斯卢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在文艺界展开了对“拉普”的批判。第二个高潮期是30年代中后期，这是意识形态的“大清洗”时期。这个时期主要在史学界批判了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在文艺界批判了形式主义，而这期间主要是集中对“大转变”时期被批判的各学派、团体、艺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和骨干分子，进行了总清算、大清洗和刑事、行政处分；第三个高潮期，是从1946年到1952年的战后初期。这期间，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电影、戏剧和音乐作出了一连串决议，分别在文化艺术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特别揪出了一个所谓“反爱国主义的戏剧家集团”。还在哲学界批评了亚历山德洛夫的《西欧哲学史》，在生物学界批判了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此外，还进行了语言学批判、法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上述三个意识形态批判高潮之间的空当或过渡阶段，还贯穿着大大小小的批判事件，比如，就连战争刚刚经过生死决战的1944年，又在史学界就《哈萨克斯坦史》发难，展开了对哈萨克斯坦一批史学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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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批判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线，就是推倒旧权威，树立新权威，主要是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当然，树立斯大林的理论权威，并不是一句空话，这要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所以，通过这一连串大批判，最终是要确立斯大林提出或认可的思想理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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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布哈林，是要为取消列宁去世后布哈林所捍卫的新经济政策扫清道路，要对所谓“新的实践”所产生的“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结合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有一系列“新的看法”和“新的提法”。［12］透底地说，这就是要改变过去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彻斯大林“大转变”后所推行的“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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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德波林及其学派，其目的是使哲学问题变成了为当前政治，为当前现实服务的工具。这就是斯大林通过米丁等人为治罪德波林而提出的论据：德波林的“罪过”在于违背哲学的“政治化”、“现实化”和“党性”要求，而不顾反布哈林“右倾”的现实斗争，钻进了纯哲学的学术问题中去。通过批判德波林，确立了斯大林的哲学理论范式，即把哲学纳入“政治化”和“现实化”的轨道，而将一切理论倾向都归结为政治倾向。这样，就严重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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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判、解散“拉普”，并不是为了纠正“拉普”的路线，而是为了打掉同“右倾调和主义”划不清界限、政治上可疑的“拉普”头头阿维尔巴赫，而建立以原“拉普”骨干和其他文艺“左派”为核心的新的全苏集中统一的文艺团体，推行没有“拉普”的、为斯大林赏识的“拉普”路线。这就为日后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和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和组织上的准备。这里为批判“拉普”所提供的理论公式，是建立全苏大一统的文化艺术领导体制，为确立单调划一的文艺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提供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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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进行的一系列批判，是直接为树立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上与列宁并列的地位，为编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准备。由斯大林为其提供党史“分期标准”和编写大纲的《简明教程》，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他的整个思想理论提供了标准教本和理想范式，因此，出版后被推崇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全苏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这为宣传、贯彻、推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为进一步全面控制意识形态，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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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度集权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严密控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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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措施外，苏共还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一的意识形态管理机制，来控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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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年，党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思想宣传、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那时，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来直接负责对意识形态机构的总领导和总监督的。在地方上，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只是到1920年8月，党中央才建立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13］主要集中对精神文化各领域实行总的领导。在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负责对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则由党中央委员会一名书记负责。党中央下设一个委员会，由它给宣传鼓动部、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青年团下达方针性指示。宣传鼓动部则协调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鼓动工作。除这些常设机构外，为完成特定临时任务，还不断设立各种中央临时专门委员会，来集中领导某项工作。革命后建立的这个意识形态管理框架体系，打下了此后数十年苏联意识形态集中统一的基础。后来各种具体管理机构或有增设和扩大，它们的名称或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其由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书记为总管，由中央宣传鼓动部统一集中领导的总体框架体制，一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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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共（布）来说，斯大林时期控制意识形态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更加高度集权，对思想文化管控的手段更加严厉。这种手段主要体现于，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各部门，不断制造各种题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地开展大批判运动。这种高压、恐吓机制，有效地震慑了文化知识界，使各种知识文化人诚惶诚恐地循着在大批判中形成的意识形态公式，亦步亦趋地沿着斯大林规定的思维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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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间断的大批判运动又是通过高度集权的管控机制推行的。这种管控机制对斯大林来说，包括三条控制线索：一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组织分配部，按照登记造册的官职等级名录，集中掌控党、政和社会团体系统文化意识形态干部的委任调配大权；二是通过书记处属下的文化宣传部，掌控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报刊宣传、科学研究和党校教学等部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领导大权；三是通过解散“拉普”和20年代存在的几乎一切文化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团体，建立大一统的中央协会统管机制，掌控一切群众社会文化团体。而这三条掌控线索在中央最高层，在30年代前半期都集中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之手；从30年代中期起，一直到1948年则一直掌控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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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高决策和指示，一般都是通过以下机制和程序贯彻执行的：卡冈诺维奇（30年代中期前）或日丹诺夫（30年代中期后）在有关场合亲聆斯大林的有关决策和指示，先由这两人之一召开部门领导人会议直接传达，并作部署，然后由其提名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具体实施贯彻。如果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决策和指示形成中央决议，在30年代中期以后，日丹诺夫往往亲自捉笔或令专门委员会起草，再由他修改定稿，然后呈报经斯大林批准、政治局通过，再颁布执行。日丹诺夫档案中保存着不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草案或正式文本，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形成的。比如1935年5月13日《关于建立小学、中学和高校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决议草案［14］，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工作和对高校领导事宜的决议草案》［15］，联共（布）中央1935年2—3月“关于改组中央文化宣传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决议草案［16］等，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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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党内文化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不仅表现在取消了20年代讨论各种文化问题的代表会议，只有由最高领导层一两个人或几个人运筹帷幄，决定文化问题的方针政策，而且表现在党除了对方针政策的指导，还直接具体地涉足了各个文化职能和业务部门。在这10年里，党的各级机构不断扩大，不断增设文化职能、业务部门，出现了一个文化职能业务部门领导权力向党内转移和集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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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这种严密管控意识形态的机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上半期。只是1953年以后的“解冻”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才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斯大林的这一意识形态管理体制，使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才稍稍有所变化，但上述这一基本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并未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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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约翰 · 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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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Жмpk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 XX вв. М., 2001. 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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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Жирк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 -XX вв. М., 2001. 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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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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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СЦАЛИ （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 On．2，Д．8，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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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Блюм А. 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анкпетер., 2000. 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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