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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有关斯大林模式主要特点的看法较为一致，或者说大同小异。《消息报》政治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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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资料广泛、彻底公有化基础上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最大的硬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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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划一，不考虑地方条件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分散性以及精神、智力领域不可避免的、有益于发展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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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过程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忽视价值规律；注重粗放式经济增长，极力追求数量和有损于质量的标准（虽说质次仍以量大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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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收缩，党和国家生活民主准则形式化，不实行公开性，抛开“下层”和党员基本群众通过重大决议；从肉体上消灭被怀疑为对“领袖”，对政治制度不规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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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贫困，社会科学瘫痪，历史自我意识，自我批评衰退，为现实辩护，在意识形态上编造神话，令人苦恼的、毒害社会生活的言行不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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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能不提到苏联学者в · 基谢廖夫的看法。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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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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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和浪费的经济和政治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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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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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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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指出：“所有这些变形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特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之奋斗的自治社会主义和社会解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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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从上面的材料就可以看到，对斯大林模式主要特征的看法，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都认为，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是不相同的。这表现在：从政治上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近期目标是发展民主，使无产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长远的目标是，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消灭阶级与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使得社会成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共产主义与“真正的人道主义”是画等号的。从所有制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是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统一，它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种所有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相互密切相关的本质内涵：一是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任何个人均无权分割生产资料；二是在用于集体劳动的生产资料中，每个劳动者都享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就是“在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下”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统一的具体形式。可见，不论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斯大林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是相距甚远，它不可能到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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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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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往往用已经形成的传统观点来加以解释，如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体制无先例可循；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包围，苏联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苏联不得不用特殊的方式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这种观点来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在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推敲。第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把发展重点放在解决苏俄农民——农业问题上，这是抓住了俄国问题的核心和要害。在农民占大多数、农业处于小生产占优势的自然经济国度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不能合理地解决这一难题，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第二，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单打一地只解决农民——农业问题。它是在解决核心问题的基础上，平衡发展国民经济。当然，这种平衡发展决不排斥适当地发展国防工业，在一段时间里，甚至加大国防工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允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倒立行走”，始终把发展国防工业当做“龙头老大”。苏联的这一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值得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认真地汲取，决不要重蹈覆辙了。第三，苏联在世界上也绝不是什么“孤岛”，它有世界1/6的土地，两亿多人口，它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就打败过14国武装干涉。如果按照新经济政策思想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壮大，苏联抵御外国入侵的实力只能是越来越强，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挨打”——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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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的形成，绝不能简单地从客观因素去研究，实际上有其复杂的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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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发生的三次大论战：关于列宁主义的大争论、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和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不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权力斗争方面看，这场大论战都可以被看成是斯大林模式的准备阶段。随着斯大林在理论、政治与组织三条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这为他抛弃新经济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提供了基础性条件。因此可以说，停止实行新经济政策，接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是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开始建立的阶段。苏联工业化运动与30年代的大清洗，斯大林逐个击败了他的对手，是斯大林模式的最终形成时期。普遍认为，农业全盘集体化、超高速工业化与政治大清洗三大社会运动，是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大社会支柱，也是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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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有个历史过程，并且围绕三大运动还存在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都对形成斯大林模式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下面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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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1929年围绕新经济政策的党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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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苏联党内展开的大论战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的，而其中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是按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回归到军事共产主义道路上去。争论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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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总结，但应看到，俄共（布）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那套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这也是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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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被击败并被清除出党，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初步确立，因为这时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最后被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也就是说，又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方式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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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1929年斯大林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也可以说全方位的“大转变”，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斯大林在1924—1929年党内斗争中的胜利和这个“大转变”的胜利，其影响十分深远，他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就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政策，从而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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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明朗，并在整个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停止过，尽管表现的形式与斗争激烈的程度有很大不同。苏联各个阶段状况的变化一般都与两种模式斗争结果有关。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他逐步确立起来的体制模式，在苏联解体前，虽然遭到多次冲击，但长期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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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可以认为，1924—1929年是斯大林主义奠定前提的时期。［10］这时的斯大林主义“是比较简单的、有点庸俗的、没有被理解透的马克思主义。”“当时革命人民中明显地有两派：一派虽然有些左的情调，但仍可称为革命现实主义派、革命民主派；另一派是左倾革命派、兵营共产主义派。早期斯大林主义更多依靠的是后一派革命群众。”“兵营共产主义派则是那些被抛弃在最低层、比较封闭的劳动群众，他们憎恨现存社会，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涅恰也夫分子就认为，‘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彻头彻尾的、无处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们想借助‘火和剑’，借助强大的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当时有一个革命领袖说过：‘如果太阳只照亮资产阶级，那就把它弄灭！’”“斯大林主义把这种否定的价值和冒险主义方针固定下来了，并且提升为理论及党和国家的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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