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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根本改变对农民的看法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根本改变对农民的政策，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其结果是，不仅仅把占人口最多的农民与国民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农业，纳入了斯大林统制经济体制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苏联正在朝斯大林整个社会主义模式迈进。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在欧俄几个资本主义绿洲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俄国广大腹地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农业水平相当落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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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与十分落后的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以什么样的态度与政策对待农民与农业问题，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正因为问题如此重要，因此，在十月革命后，不论在军事共产义时期，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在工业化运动时期，农民问题都成为苏联党内、各政治派别间斗争的焦点。在展开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问题自然就更加突出了，围绕这个问题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列宁在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批判性总结之后，对农民问题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了，他指出：“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俄国所处的时代的意义，就是在实践中考验和检验掌握国家政策的无产阶级对待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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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遗憾的是，异常复杂、对苏联具有关键性历史转折意义的农业集体化问题，“由于斯大林的无能的冒险主义领导更加复杂化了，现在来描写这段历史是很痛苦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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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全盘集体化的思想指导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用粗暴的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与中农参加集体农庄。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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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之所以用强制与暴力的办法加速农业集体化，其主要目的有：控制粮食与取得资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最后一个资本主义阶级”的个体农民；最后形成完整的斯大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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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制角度来看，农业集体化中的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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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映生产关系一个重要内容的经济体制，十分突出地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斯大林整个经济体制形成过程来看，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形成的经济体制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但农业集体化显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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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集体化运动过程中行政命令、强制与暴力的作用充分发挥，把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范围压挤到最低限度。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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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大林对待农民的政策，发展农业的模式，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极大地败坏和践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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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0年代的“大清洗”是导致斯大林模式形成与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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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又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回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这样保证了斯大林模式的巩固与进一步发展。我们在这里，也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简要地论述30年代在苏联发生的“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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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研究，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运动不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进行的，而是在相当程度，借助强制和暴力，从而导致社会关系和党群关系紧张，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仅1930年1—3月全苏发生了2200多起骚乱，大约有80万人参加。［16］斯大林为了坚持推行他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各项政策，在20年代末，用压制、批判等办法，已把一个一个的党内反对派打下去。1929年联共（布）中央批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之后，党内已不存在公开的反对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不同意见和矛盾就不存在了，而是在斯大林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使得30年代“公开的”政治审判与秘密的镇压事件大量出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镇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残酷。这就构成了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从1934年底到1938年秋的近4年时间里，“大清洗”运动高潮迭起。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斯大林的镇压并没有到1938年结束。大量材料证明，在斯大林逝世之前，镇压一直未停止过。［17］第二，斯大林的镇压并不是从1934年才开始的，在此前已经出现。现在大家都用“30年代大清洗”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代特别是其中的1937—1938年，镇压运动规模之大使苏联所有的人震惊。这简直是突然降临在苏共党的和国家头上的某种莫名其妙的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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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的最可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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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在来争论“大清洗”运动被镇压与迫害的人数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这不具有重要意义。就算是几百万人，难道还少吗？难道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是为党和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付出的代价吗？至于有人说，被斯大林镇压的人中有真正的反革命，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这些人在那被关在监狱和流放集中营里的苏联人民的洪流中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罢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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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不要把它说得太复杂了。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无限的权力，斯大林的内心里充满着渴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的影响已经很大了，但他想要获得的是无限的权力和对他绝对的服从。同时他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肯定会遭到和他一起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造就的党与国家领导人的反对。正是这个原因，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大清洗”首先冲向中央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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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斯大林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出现的种种措施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斯大林与党的基本骨干领导之间的关系有了大的变化。党中央许多有威望的活动家到了1934年（虽然晚了一点）意识到，对于党来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已是不需要了。正如十七大所反映的情况说明“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首先是知道弗 · 伊 · 列宁‘遗嘱’的那部分同志认为，已到了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调到另一岗位上的时候了”。［19］而对于对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的斯大林来说，对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情绪变化不可能不觉察到。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害，斯大林抓住这个时机，开始了“大洗清”运动。而爱记仇、疑心重的斯大林，在这个运动中就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宽而广的概念，为自己破坏法制与践踏民主大开闸门，消灭反对他的政治敌人和他所怀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更大程度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与影响。与此同时，在全国造成一种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非常局势，以便利用这种局势把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里，在这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是挽救局势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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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搞“大清洗”，用“人民的敌人”等种种罪名消灭“敌人”，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他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严重政治与经济困难寻找“替罪羊”。30年代的“替罪羊”主要是中央领导层。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造成国内困境的原因推给“人民的敌人”的头人，说成是由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这些“人民的敌人”的消灭，对斯大林搞集权专制和个人崇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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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单的分析表明，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一个中心目标是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他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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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凡是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都将被抛弃，凡是他不喜欢的人都将被撤职或消灭。应该看到，30年代的“大清洗”把苏联发展到了一个严重的历史转折时期，不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还是实践，都已遭到严重的扭曲。麦德维杰夫远在1974年就谈到，这场“大清洗”可能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他指出，“那是一场沉疴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20］不幸言中了，由于“大清洗”使得斯大林个人专权的形成和巩固，并导致最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而这个模式在斯大林之后又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样，斯大林模式最后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性、主导性原因。换言之，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20世纪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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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国长期实行专制制度，集权与扩张等历史传统，对斯大林建立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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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个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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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还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在经济上，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1］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操在沙皇一人手中。因此，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时，必须考虑到影响很深的历史传统因素。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5年以后还指出的，苏维埃国家机构仍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22］，它们“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3］。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在世界革命名义下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个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领导模式，依靠它把政治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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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斯大林个人品性对产生斯大林模式的特点，不可能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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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如果忽视或否定了特别是领袖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就会忽视斯大林个人的品性特点对在苏联形成的体制模式的特点所起的影响。我们在这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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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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