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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同”论的宣扬者，还指责什么，“突破”论“命题”，“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立的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与民主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扯在一起”。这种论调不打自招，暴露出在该论者心目中，苏联模式就是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所以，他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它捆绑在一起，死拉在一起，非要把中国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中去不可；同时，也暴露出他们“非黑即白”、“非驴即马”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好像一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就非“突破”到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中去不可，仿佛世界上除了苏联模式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余地了；仿佛除了这两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就不允许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存在的权利，非要把它贴附在某种其他模式上，成为其他模式的附属品不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决定这种论者的思想是僵化的，因而他们不顾苏联模式曾有过的诸多弊端和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一心死守苏联模式，不许人们对它触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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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混同论”者在文章标题中以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为名，宣称要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但是在文章中却对《共产党宣言》一字未提，更未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任何论述，却集中在维护苏联模式上大做文章，这给人们的一个逻辑结论就是，苏联模式就是他心目中不折不扣的“科学社会主义”，他要“共命运”的并不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他一点不许人们触碰的、千般维护万般呵护的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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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张“突破”论，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这方面与“混同”论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认为，苏联模式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斯大林扭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扭曲了科学社会主义，他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宣扬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也越尖锐；他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化，只讲专政，不讲民主，更把专政暴力绝对化。所以苏联发生把列宁老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混同”论者把苏联模式看成是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现，所以不允许人们去触碰这种体制模式，他们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苏联模式“共命运”。我们奉告“混同”论者先生们这种“命运”是“共”不得的，因为苏联模式的“命运”并不妙，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就是明证。你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共命运”，是要把中国改革拉到何处去，不是很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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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术界主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起点是邓小平理论，其历史和逻辑起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包括苏联体制模式在内的过去的旧体制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从体制模式层次着眼，是对苏联模式这种“僵化了”的、“落后的东西”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体制模式，是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东西，在中国曾发生相当影响，它没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并赋予鲜明时代特色，所以，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大相径庭的。苏联的体制模式不仅在苏联曾造成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内，也都产生了严重后果。在苏联解体、苏共瓦解，国际社会主义遭受惨重损失的当今时代，必须突破苏联模式而探索出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产物。它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所以它才能焕发出这样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才能在这样短短的30年间把中国从一个濒临危机边缘的贫穷的中国，变成了今天这样繁荣强大的现代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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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恰在于它是不断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是“僵化了”的、“落后的”停滞不前的东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同”苏联体制模式的做法，就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回到苏联模式去，这只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开倒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共命运”，葬送中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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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死抱住苏联模式不放，要与之“共命运”，是没有出路的，这是开历史的倒车，是绝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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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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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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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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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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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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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4．中国领导人是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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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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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苏联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没有很好总结、甚至错误总结苏联的教训，犯了许多苏联曾经犯过的错误。曲折的实践让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者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向前发展，必须抛弃斯大林模式。但是，我国理论界总有一些人，对斯大林模式念念不忘，竭力为之辩护，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我们更要对斯大林模式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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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提出问题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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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科学社会主义共命运——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1］的文章，且不说该文内容与标题相去甚远，这里只就有关斯大林模式问题与该文作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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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是“被一些人视为至宝的‘假命题’”，并断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根本突破，这是一个制造混乱而又包藏祸心的提法。”还说，“我们姑且不谈‘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的可疑，单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个含混的、可以任由发挥的空间。执此说法者摆出一副捍卫中国改革开放原创性的架势……蓄意把争论的焦点引导到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上，在掩盖真实意图的同时，使自己披上了‘改革捍卫者’的唬人外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恰恰是那些想通过改革开放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人所力图抹煞的”，这些人“别有用心”、“借刀杀人”，因此这个“假命题就理所当然地被当成了这样的突破口”。作者还警告说：“我们对于一些人蓄意歪曲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作为的伪造还要继续予以揭露，从事实上学术上证明其无稽和无知，但不能（仅仅）纠缠于此。”因为“这一讨论本质上不是学术之争，因而就不能单纯诉诸学术，而必须诉诸政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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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这里的“政治分析”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毕竟，棍子乱打、帽子横飞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当年斯大林打击、镇压党内同他意见不同者，用的方法就是把意见分歧上升为“政治问题”，给对方扣上“反党”、“暗藏敌人”之类的政治帽子，直至肉体消灭。难道现在还企图诉诸这种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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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我国批判分析“苏联模式”的发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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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我国对“斯大林模式”、“苏联模式”的研究分析、批评和批判，起源于什么时候、起源于谁。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谈论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是否也是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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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中共八大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之前最成功的一届代表大会。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八大前《论十大关系》［2］的主调是实事求是，以苏联的体制模式为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农、轻、重”、“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国际关系”等机制问题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同年，即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谈话中尖锐地指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楚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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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更是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4］邓小平对筹备八大是有特殊贡献的，他后来回忆说：“1956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5］但是，八大时期出现的这些先进而又宝贵的探索，很快被接连不断的“左”的浪潮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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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并未被“左”的思潮压服。1957年4月，邓小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问题时批判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6］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坦率地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7］此后不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实际上被剥夺了关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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