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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6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拉林娜给大会主席团送去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信，请求为布哈林平反。1988年，布哈林获正式平反！顺便说一句，中国学者早在80年代初就从政治上、理论上为布哈林翻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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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法庭是公正的，“历史的过滤器”清除了加在布哈林头上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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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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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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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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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政治教育》198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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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俄）《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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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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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苏）《旗帜》杂志198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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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27．托洛茨基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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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异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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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其人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十月革命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曾被当做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那时候，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和革命》。后来由于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特务”。这样一来，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苏联是托洛茨基的故乡，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从20年代起，苏联批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站得住脚，就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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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也？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批判的文章越多，人们越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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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敌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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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革命活动：“列宁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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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 · 达维多维奇 · 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富农家庭。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按照苏共的习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年，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年，即从他与“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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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同盟活动了两年，1898年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4年。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结果弄假成真，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不久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1903年3月2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托洛茨基不但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1］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没有表决权。同年7—8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不久会上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属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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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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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前后的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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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他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概念。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他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年9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月他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起他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1912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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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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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由于在这次会议之后斯大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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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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