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136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1702975836]

1702981361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0．斯大林是如何破坏党内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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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65 苏联共产党最早建立于1898年，这一年3月1日，在明斯克市秘密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选举产生了党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正式建立。但是在沙皇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新当选的三个中央委员在大会闭幕后旋即被捕，党的各地方组织也大多被取缔。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逃到西欧后，只好重新筹备建党。1903年7月17日（公历30日），党的二大在布鲁塞尔举行，后来又转到伦敦续开。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党章，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重新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革命活动。以后即以1903年7月30日作为党的诞生日。1917年该党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1918年改名俄共（布），1925年又改名联共（布），1952年才改名苏共。苏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经验，更有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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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67 在列宁领导下党内民主制度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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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69 苏共执政74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可是这个曾经领导人民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最强大的共产党，却于1991年悄然自行解散，被广大苏联人民抛弃。我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起，就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理论课，其内容就是讲苏联共产党党史。当时是把苏共的历史经验作为马列主义基础来学习和传播。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这门课程才改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其中苏共党史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从这时起我们已经开始具体分析苏共历史经验的是非功过。改革开放以来，我还为研究班学员开设过“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专题课，更进一步评论苏共长期僵化、封闭的错误。对苏共党史，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从一往情深、盲目崇拜到具体分析、着重借鉴的长达60年的进程。苏共的败亡不能不令我揪心伤痛，扼腕叹息，痛定思痛，掩卷沉思。当今探究苏共败亡的教训，不是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重大现实意义。因为20世纪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无一不是按照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只有真正吸取苏共兴亡的经验教训，才能使各国共产党兴利除弊，重新振兴共产主义运动，才能使我们恪尽兴党之责，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还会有更多的共产党势必迟早衰落，甚至败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早晚都要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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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71 当今在总结苏共灭亡这个重大课题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苏共从列宁建党时就是一个个人专制政党，它在富有君主专制传统的沙皇俄国可以改朝换代式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结果只能重新建立专制政党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流亡西方的苏联学者阿 · 阿夫托尔汉诺夫早在1973年就著有《党治制的由来》一书，在联邦德国以俄文出版，经晨曦等译为中文于1982年3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改为《苏共野史》。全书中心内容是：俄国社会主义政党从1903年形成时起就面临着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党？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专制党”［1］的争论。列宁起初处于少数地位，由于“他巧妙地运用迂回出击和分化瓦解战术，好一来打击和分化敌人的力量，二来让敌人互相倾轧。他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2］，终于成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领袖，而使孟什维克（少数派）陷于孤立。列宁进而于1917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发动政变”，击败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保守势力，掌握了领导权，又吸收了托洛茨基派，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党治制的国家，即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政治体制。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沿袭党治制，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左”倾反对派以及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反对派之后，便开始了“刑事犯罪的布尔什维主义”时代，变友为敌，大量枪毙、囚禁老布尔什维克，终于使中央委员会灭亡了，建立了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独裁。阿夫托尔汉诺夫的《党治制的由来》曾经被西方视为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论著之一，在苏共灭亡、苏联解体之后，此书更为吃香，被认为是揭露党治制国家并预见专制政党必亡的力作。西方和苏联理论界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深层原因时也有人同阿夫托尔汉诺夫持同一论调，甚至走得更远，更加极端。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苏共从列宁时期起就是专制政党，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共产党的始祖马克思，专制是马克思建党的“原罪”。其实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只要列举最简要的事实就可以澄清是非，辨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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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73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参与创建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完全是民主政党。民主制组织原则主要体现为这样五点：党的各级领导人均是民主选举产生；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其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每三个月要向各下级组织报告一次工作，每年要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定于每年8月召开。恩格斯说：这个“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一切都按照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3］后来列宁在沙皇专制政府严密统治和严厉镇压的条件下建党，不可能民主选举产生各级领导人，党代表大会甚至不得不在国外召开，因此列宁强调“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4］到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人民争得一些民主自由后，列宁就改变提法，主张党要实行“民主制”的原则，首先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人。1905年党的三大还决定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然而这在党未执掌全国政权前，显然难以做到。1905年革命失败后党又处于逆境。1906年列宁同意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1917年2月俄国第二次民主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紧接着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而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俄共成为执政党。1918—1920年为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激烈的内战。1921年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党的十大上列宁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由上可见，关于党的组织原则，列宁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和工人民主制四种提法。应该说，工人民主制的提法最规范。没有不集中的民主，所以没有必要在“民主”之后再加上“集中”二字；却有不民主的集中，后来民主集中制在长期的实践中经常是集中压倒了民主，民主成为过度集中的装饰品，甚至民主被破坏殆尽。从1917—1923年，这6年在列宁领导下既坚持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初步创立了党内民主制，主要内容是：坚持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中央全会由双月会制变为每月召开两次；坚持党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保护党内政治思想反对派，如左派共产主义者、军事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允许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作不同意中央观点的副报告，同时严禁党内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加强中央集体领导，党中央不设主席，中央设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各司其职；在各级党委民主决策中坚持每人一票，平等表决；设立党的监察机关，加强对各级党委的监督。不幸列宁于1924年才54岁英年早逝！尽管他有很多新建树，然而对党内民主问题，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上建设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由于这四个方面都“不够”（后面将详加说明），这就使得在列宁之后粗具雏形的党内民主容易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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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75 当今在总结苏共败亡这个重大课题时，在我国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在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是处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国内又有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得不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内民主不可能充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搞“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党内派别林立，并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才把苏共搞垮了。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在列宁领导的那6年，更是多半处于内战外战交融的腥风血雨中，更是与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依然能够依靠党内民主克敌制胜。斯大林实行的是过度集权于领袖个人的政治体制。过度集权与高度集权，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高度集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过度集权则是根本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物极必反，正是斯大林带头实行的过度集权的体制长期难改，才导致戈尔巴乔夫后期社会局势失控，各种派别、政党丛生，迫使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决策固然有重大错误，然而其源头首先缘于斯大林破坏了党内民主，造成长期制度性缺失，从而失去了自我改革的主动力。事实胜于雄辩，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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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77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如何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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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79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执政长达约30年之久。斯大林是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建筑师。他领导国家工业化事业大有成就，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并且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战后进而帮助欧亚12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组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还使苏联成为唯一可以与超级资本主义强国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可以说，斯大林是苏联历任最高执政者中取得最大政绩的领袖、国务活动家。但也正是在他任期内苏共由民主政党逐步演变成为个人集权制政党。这是他的重大过错。盖棺论定，斯大林功大于过，然而不可轻视其过，因为这是决定苏共生死存亡的致命大过。这里没有必要细说苏共蜕变的过程，只从以下6个方面扼要分述列宁开创的党内民主制是如何被斯大林破坏殆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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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81 第一，清洗并且彻底消灭任何政治反对派。从1924年到1929年，短短6年之中先后开除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和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在1936年前后的大清洗中进一步破坏法治，用逼供信、诱骗供的手段诬陷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特务、杀人犯”予以处决，连1929年已经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斯大林也要亲自指挥苏联情报机关派人于1940年在墨西哥把他暗杀掉。昔日亲密的布尔什维克老战友凡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政见者无不成为阶下囚和枪下鬼。斯大林对党、政、军、共青团、工会、科技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以至平民百姓中凡是反对他的思想观点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甚至以“人民公敌”定罪。据苏联内务部1954年起草的有总检察长、内务部长、司法部长共同签名的统计报告，从1921年至1954年，被判处反革命罪的罪犯共有3770380人，其中死刑642984人，25年以下劳改与监禁2369220人，流放和驱逐出境765180人。［5］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反而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岂不是民主已经荡然无存了吗？岂不是人治取代了法治了吗？苏联在1918年、1924年制定过两部宪法，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时又通过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宪法。可是实际上有宪法却没有法治，有宪法却缺少宪政。一个民主政党，党中央内部在决策中见仁见智难免会有意见分歧。凡是在党代表大会上经过民主讨论表决，拒不服从多数人通过的决议者，顶多开除党籍。可是斯大林却网罗罪名，把他们作为敌我矛盾加以消灭。其结果只能把党变成一言堂、一人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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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83 第二，破坏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年会制以及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领导下遵守党章，每年都召开党代表大会。可是从1925年党的十四大之后，党代表大会相隔时间越拉越长，从相隔2年、3年、4年、5年，甚至相隔13年之久才召开。斯大林于1927年党的十五大修改党章，把党代会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召开一次，1934年党的十七大又改为每隔3年召开一次，1952年党的十九大再改为每隔4年召开一次（到1971年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改为每隔5年召开一次）。即便不断修改党章，把年会制改为每隔2年、3年、4年召开一次，依然不断违背党章。至于党代表会议本来也是实行年会制，它在两次党代会之间召开，其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甚至相隔时间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还有中央全会相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党章规定来看，1922年定为中央委员会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会并向各省委分发一次关于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1934年就改为每4个月召开一次全会，而提供书面报告则从1925年就改为模糊的说法，“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党的各级组织”。到1952年，中央全会又改为每6个月召开一次。实际上中央全会经常延期召开。例如1940年7月之后相隔3年半之久才于1944年1月召开；1947年2月之后，相隔5年半之久才于1952年8月召开。更为严重的是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自从清除了反对派之后越来越变成“一言堂”，越来越变成对斯大林言听计从、歌功颂德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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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85 第三，在政治局实行个人专断。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年会制被破坏，这表明党的权力中心、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已经转移到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一再被延期，甚至相隔3年、5年之久才召开一次，这表明政治局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权力中心，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党章规定，政治局本来是与组织局、书记处并行、并列、并重的党中央3个常设机构之一。可是斯大林时常撇开组织局，实际上由政治局包揽、包办一切，把政治局变成凌驾于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及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央政府）之上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权力中心。1925年12月23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公然这样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除了中央全会以外，它是高于一切中央机关的。而最高机关是全会”，“在我们这里全会决定一切”。［7］这种说法是违背党章的。苏共党章历来明文规定“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只是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所以只能说党代表大会决定一切，而并非中央全会决定一切。当中央全会不按期召开时，实际上变成政治局决定一切，难怪斯大林敢于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局是拥有全权的机关”。如果在政治局内部还实行集体领导、每人一票平等表决，那还算是寡头专断。可是斯大林违背党章，在政治局内部又搞了5人小组。早在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政治局对不容拖延的问题作出决定，并且就自己两周内的全部工作情况，向中央委员会定期全体会议作报告。”［8］后来在党章中从未规定政治局的人数和会期。从1925年十五大至1939年十八大，政治局委员一直是9—10人。1952年十九大政治局改称主席团，委员增至25人，享有最高权力。沿用了33年之久的政治局为什么要改称主席团呢？在大会作修改党章报告的赫鲁晓夫一语道破真相。他说：这是“因为‘主席团’这个名称更符合于现在的政治局实际上行使的职权”。［9］即是说从今以后公开废弃早已名存实亡的组织局，使党中央主席团成为名实相副的党政最高权力机关。然而不论是政治局或主席团，都极少开会。实际上斯大林大都是召集其中的几个人，向他们宣布重要决策，要他们分头去办理。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透露了真情。他说：“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到时必定举行。”［10］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两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边听边记，心领神会，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在一言堂中不可能有自由讨论与民主表决。无怪乎赫鲁晓夫“非常讨厌”“这些冗长、令人头痛的晚餐”。［11］显然，在政治局和主席团中，斯大林经常是实行个人集权、总书记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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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87 第四，改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使党中央委员会和总书记没有机构能对之实行监督。1920年建立的中监委，本来是与中央委员会并行、并列、并重、同样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党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的一个中央监督机关，其任务和职责按1921年党的十大通过的《监察委员会》决议的规定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12］的谣言和流言飞语现象作斗争。监委要“使对党员的罪行和过失提出的一切控诉和申诉都得到适当的处理和解决”。［13］1923年1月23日列宁在口授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特别强调中监委要加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监察，他主张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能更好地了解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以前能更好地进行准备，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他明确地说：“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14］可是列宁此文交给《真理报》发表时，竟被作为总书记办事机构的《真理报》编辑部删去了文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即“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15］列宁本意是要中监委加强对“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监督，斯大林竟敢当列宁还在世时就对其不利于自己的文稿进行删节。可想而知，一旦列宁谢世，他就更是胆大妄为了。果不其然，斯大林先后迈出四步来改变中央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第一步是监督监委。本来列宁是要中监委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以监督其工作。然而1924年5月（列宁刚过世4个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的决议竟倒转过来，决定“党委员会必须派代表参加监察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和它们的全部工作”。［16］第二步是1934年2月召开党的十七大，进而决定取消中监委，改变为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17］从此党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了。第三步是到1939年党的十八大又把党监委改为设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受中央委员会领导，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监委成员。第四步是在1952年党的十九大上，干脆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即直接隶属于党中央的一个部门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党中央决议的执行和检查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这样，监委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就完全改变了。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制还拥有了一个监督全党和地方贯彻执行其个人意志的机构。这样，党中央委员只由总书记个人对之实行监督，总书记则无人能对之实行监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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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89 第五，斯大林把列宁开创的各种党内民主制度破坏之后，进一步加强以党代政制和个人集权制。本来在列宁领导执政时期，列宁只以党的政治局委员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担任（苏共中央从未设立军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充任。可见当党、政、军三大权是分归3个人掌管，在政治局内部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这犹如三驾马车，由3位能人各自驾辕，虽有龃龉，尚能协调，力求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到斯大林彻底斩尽杀绝党内各个反对派、独占鳌头之后，他的权力欲进一步膨胀，还要进而独揽党政军三大权。1941年5月他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6月卫国战争爆发后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1934年苏联废除共和国军委，1941年6月新设国防委员会），战后取消国防委员会，他又兼苏联武装部队总司令。这样他就把列宁当年确立的党政军三权分立的民主分权体制改变为党政军三大权统一于一身的个人集权体制。同时他从20年代末起就别具匠心，逐步独自掌管国家安全部门（从“格别乌”到“克格勃”），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实则把它用作严密监控党政军民思想、剪除异己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索尔仁尼琴，即因在给他兄弟的私人通信中表示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不满，信件遭到安全部门检查而获罪被捕下狱的。斯大林在独占鳌头、独揽大权之后，还要独领风骚，一枝独秀。为此他还顺水推舟，推波助澜，在文化思想界大兴个人崇拜之风。在电影、文学作品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论著中数量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地大力歌颂斯大林。党内、国内盛行吹捧领袖之风，谁颂扬得多、颂扬得高，谁就越能得到提拔重用。个人崇拜以至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每当他的名字在公共集会上或党的会议上被提及时，人们立刻就会猛一下地站起来，然后再坐下。”［18］曾有人带着揶揄的口吻说：“这是我们大家都参加过的一种体育活动。”［19］看来斯大林是用文化部门的“个人崇拜”和安全部门的“个人忠诚”这一文一武两手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根本维护并巩固其个人集权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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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91 第六，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国家还率先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他实现这“两制”未必是早有预谋、事先设计的，而是个人权力欲不断膨胀，又渡过权力危机的必然结果。苏共党章和苏联宪法从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人的终身制和任期制，这样就给领导人可以不断连选连任留下法定的广阔空间。斯大林自1922年4月就任总书记后，当年末翌年初就遇到了列宁要调离他这一要职的第一次权力危机。经他在党中央赢得了多数人支持，终于留任。他进而清除了党内的各种反对派，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急于转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同时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在实践中造成重大损失。这引起党内不少人对他的领导心怀不满。于是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十七大上他遇到了第二次权力危机。表现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少得270多票，列当选中央委员名单末位，而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却以差3票就满票的高得票率居于首位。只因中央委员是等额选举，斯大林才得以当选。与会代表1225人，可见约有五分之一代表反对他当中央委员，更遑论当总书记了。如果如实公布票数，一定会使斯大林的权力危机加深。于是斯大林的亲信卡冈诺维奇急忙出面，暗箱操作，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最后在大会上宣布的选举结果是反对斯大林的和反对基洛夫的都是3票。［20］如此维护了斯大林的威信，才使他进而在中央委员会上又当选总书记。渡过第二次权力危机之后，他立即狠心通过大清洗彻底消灭威胁他权力的所有的人，到1941年5月又以党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政权机关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把政府首脑大权攫取到手。6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后，他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集中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统一领导战时党、政、军、工、团的活动。他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战后又较快恢复了国民经济，这样他的威望登峰造极，他自己也更加自信自负，更没有要急流勇退之意。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不久人世，所以从未明确对人谈过他的接班人问题。但是1952年10月举行党的十九大时，他要马林科夫取代他作中央工作报告（从1924年党的十三大起一直都是他自己作中央工作报告），在他提出的十九大后中央领导人名单中马林科夫名列首位，人们都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他意中的接班人。后来他嫌马林科夫过于软弱，尚未确定何人接班。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中风猝死，享年73岁。他担任总书记31年之久，担任政府总理和全军最高统帅也有12年，实际上是领导职务终身制。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明显带有君主专制色彩，这“三制”正是君主专制与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体制的三点根本区别（民主共和制是实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制约制、权力限任制与权力选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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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93 斯大林实行的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仅破坏了共产党党内民主，而且也破坏了苏联的苏维埃民主。党权高于民权，以党代政的体制使作为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苏维埃成为“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以及以党代政制、一党专政制、高干特权制、监控干群制等，在苏联代代相传，有的甚至愈演愈烈。例如在斯大林后期50年代初干群工资差别约50倍，到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后期进而扩大到100多倍。缺少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体制长期无法进行体制内改革，到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涌现了众多政治派别和政党，纷纷要求民主化，个人专制或者寡头专制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斯大林开创的这“三制”等还推广到其他共产党执政的东欧国家，也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其后果是严重的，切不可等闲视之。到1989至1991年间苏联东欧10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垮台，这固然有外部与内部、客观与主观、上层与下层、群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种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成为难以解脱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体制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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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95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为何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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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97 苏共为何会形成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呢？为何会由民主政党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呢？这也是有历史与现实、客观与主观、群体与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切不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以下扼要阐述笔者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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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399 第一，列宁遗留下来的党内民主的遗产不够丰厚，容易被暴风骤雨吹散冲掉。如前所述，关于党内民主问题列宁在理论上论述不够充分，在制度建设上不够完备，在改革中设计不够周密，在党章中规定不够具体，这样不免留下了不少漏洞。这里仅举二例为证。1921年党的十大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的新观念，可惜列宁未加以论述，也未写进党章，党章中依然以“民主（的）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样即使后来斯大林实际上实行的是个人集中制，然而他也都在被延期的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得到认可，并且一再连选连任。因此，人们依然可以说他没有违背“民主（的）集中制”。列宁留下的含糊的“民主（的）集中制”的遗产，很容易被扭曲变形。实际上在斯大林领导执政时期苏共已经在“民主（的）集中制”掩盖下完全变成一个个人集中制、个人集权制政党。1922年4月5日俄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当时中央书记处设3个书记，总书记只是书记处首脑的职称，意即秘书长，并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称。俄共中央从未设主席一职，列宁以其崇高威信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可是俄共党章从未规定总书记的职称、职责、职权和任期。这样就为后来斯大林越位越权，搞个人集权制和职务终身制提供了方便。苏共直到1966年二十三大才在新党章中写上一句话：“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21］现在看来，1922年俄共中央在设立总书记一职时没有同时设立俄共中央主席，这是很大的失误。如果同时设立党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二职，明确规定党中央主席是党中央首脑，总书记只是党中央书记处首脑，并且选举列宁为党中央主席、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那么在列宁逝世后就要另选一人为党中央主席。如果在党章中明文规定设立总书记一职是为了实现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得兼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职务，那么斯大林后来就无法以总书记名义独揽党、政、军三大权。笔者这样论析是从总结历史经验而言，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落后国家如何探索首先实现社会主义新路，是一个艰辛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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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401 第二，沙俄君主专制和对外扩张的政治文化传统是苏共变为个人集权制政党更深远的历史原因。俄国自149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建立了封建农奴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起，不断对内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极力实现军事扩张。1547年伊凡三世之孙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自比古罗马大独裁者恺撒（“沙”即恺撒的变音）。沙皇专制制度集俄国专制独裁之大全，前后历经23个沙皇，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俄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长达420年之久。俄国于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了农奴制之后，现代资本主义才发展较为迅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长期依附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所以俄国深厚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传统对俄国广大民众、包括很多共产党员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缺少民主共和意识与实践经验，也缺少民族平等意识与实际熏陶，容易接受个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名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推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实为实现大俄罗斯主义对外军事扩张的过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民族政治文化遗传基因、民族负面政治文化传统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长远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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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403 第三，历史遗留与现实存在的经济结构，更是苏联形成并且长期延续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沙皇俄国尽管已经发展了一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一定规模的商品市场经济（1913年现代工业约占国民经济42%），然而依然给苏维埃俄国留下了大量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苏联共产党长期不认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没有认识到应该首先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虽然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但是斯大林于1929年就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又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从1928年10月起苏联通过执行3个“五年计划”，自认为已经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了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实际上苏联确立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原来设想的社会主义产品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行政法律手段构建的、带有半自然经济色彩的统制经济。这种条条块块分割、自我封闭、缺少竞争的统制经济，不但使苏联经济缺少活力，农业长期上不来，而且正好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苏联领导人长期以来把商品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也是因为害怕商品市场经济的竞争张力势必动摇、冲垮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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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405 第四，斯大林执政时期特殊培植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和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沙皇专制制度的俄罗斯帝国是以其强大军事、官僚机器作为政治基础的，以地主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以及沙皇专制政府培植的官僚特权阶层作为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国家摧毁了旧的军事官僚机器，以人民大众掌权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政治基础，消灭了地主贵族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和旧的官僚特权阶层，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以工农联盟和各民族人民联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1871年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采取两个办法、确立两种制度以保证官员是社会公仆而不会变为社会主人（老爷），即实行官员选举与罢免制、官员与熟练工人同等工资制（官员之间、工人之间工资差别只有5倍），这也是防止社会公仆变质的两项重要保证。十月革命后头几年列宁非常重视贯彻实行巴黎公社的这两条宝贵历史经验。可是后来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步背离了这两大原则。选举限于苏维埃代表、党代表和党政主要领导人，但是苏联采取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选举人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候选人的产生还要由上级党委严加控制，这种选举徒具投票形式，实际上是变相的任命，导致最高苏维埃和党代表大会都变成“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苏联没有发扬巴黎公社开创的工人阶级政权的优秀民主传统，却继承了沙皇专制制度官僚层层任命制、权贵等级制和高薪特权制的封建主义衣钵。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实行任命制、等级授职制，于是逐步形成了依权仗势、等级森严的党政军官僚体制，它成为个人专制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而且党政军官僚的最高工资待遇与熟练工人工资的差别由20年代的几倍扩展到30年代的30多倍，50年代的50多倍，80年代的100多倍，越是高级的领导干部，在住房、汽车、物品供应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就越多。总之，苏联从30年代起形成了党政军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请注意，笔者在这里不用官僚阶级或官僚阶层，因为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生产密切联系的一个独立阶级，也不是从属于工农阶级的一个阶层，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民主与自由不足而特殊造就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和权力过度集中政治体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们可以从这种政治体制中分享到不等的特权。后来苏联长期延误政治体制改革和最终灭亡的结局，证明了正是这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苏联进行政经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掘墓人。连苏联采用秘密警察制来监控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沿袭沙皇专制制度的体制。1826年7月沙皇尼古拉一世建立第三厅，任命宪兵司令兼任厅长，下设总档案馆、秘密档案室等机构，全国分7个宪兵管辖区，严密调查、监控各级官员和谋反异己分子。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苏俄建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是为了对付现行反革命分子。1922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1934年并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后又经过3次改组，1954年从内务部独立出来，改称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这个隶属于政府的专门对敌斗争的秘密特工机构，后来愈益庞大，变为凌驾于党、政之上，由斯大林个人掌握的调查、监控广大干群的极权统治机构。斯大林实际上是党、政、军、特四大权一把抓，使极权主义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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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407 第五，苏联共产党特别营造的由党严密控制的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成为维护个人集权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基于旧俄国文化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他着意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这些人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一切文明成果，认为在“特殊的人工实验室”里，就可以制造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主张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针应该是：充分发挥旧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对他们要采取耐心谨慎的态度；对艺术创作部门不能作“繁琐的管束”，要允许他们有相对的自主权，使其“保持自治”。列宁强调要把文化工作同军事政治工作加以区别，他特别告诫共产党员：“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22］可是到30年代，随着在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左”的路线，文化领域也越来越“左”。主要表现为党的领导人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加以严密控制，直接行政干预过多，对各种不同风格和学派乱贴阶级标签，乱扣政治帽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主义”等到处滥用，对被批判者采取各种行政和法律惩罚、惩治措施，各种社会文化团体在繁荣文化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直接包办文化的权力急剧膨胀。连苏联历史教科书也要由斯大林等领导人来拟定提纲，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是非也要由党中央领导人来作结论。这样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就进一步发展为以党代文的文化体制。结果是营造出了党文化：一方面文化必须按照党领导人的观点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只能是歌颂党及其领袖的伟大，其核心是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种党文化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显然是为维护个人专制政党和过度集权政治体制奠定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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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1409 第六，斯大林个人的特点对于苏联共产党从民主政党变为专制政党起了关键性的催化作用。列宁曾经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流亡西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从事革命活动达15年之久，富有民主素养。与列宁的经历很不一样，斯大林是土生土长的职业革命家。他于1879年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鞋匠之家，在东正教教会中学读书时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中学没有毕业，学历不高，在地下斗争中曾经七次被捕，六次被流放。他自学勤奋，思维敏捷，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观察问题尖锐深刻，口头与文字表述都简洁明快，意志坚强（“斯大林”一词俄文含义是钢），办事果断；然而思想有一些毛病，表现为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思想认识狭隘固执，思想意识功利重于情义，思想感情偏激急躁，思想作风孤傲粗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以及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与自由的实践了解不多。他从亲身经历的十多年的地下斗争和监狱、流亡生涯中深切体会到的都是统一集中、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疾恶如仇、坚持抗争、决不妥协等感悟和经验，却很少受到集思广益、尊重少数、宽待反对者、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等现代民主与自由社会生活准则的教育与熏陶。所以，一旦他掌握党和国家大权之后，很容易习惯性地按照自身的历史经验待人接物，处世办事。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他才从流放所拘留了4年之久获释。这时他对时局的认识跟不上列宁的思想，还认为应该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受到列宁开导后很快转变，在同年7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中央委员（此后终身连任），10月又被选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十月革命胜利后被选入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7—1922年）。1919年3月刚建立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他即当选为五名政治局委员和五名组织局委员之一，显示出他兼有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双重才能（最初身兼政治局与组织局两局委员者仅有斯大林一人，列宁只是政治局委员）。1919—1922年他还在政府中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到1922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书记处设总书记一职时，他进而当选首任总书记。可是随着地位的上升、权力的增大，他的急躁、粗暴、咄咄逼人、盛气凌人等毛病暴露得更充分，使列宁感到他“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以致列宁对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感到“没有把握”。为此列宁要求调离他的总书记职务。［23］可是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接受批评意见，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反而权力欲更加膨胀，进而逐步掌握了党、政、军的全部最高权力。他个人的权力得到巩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后，他就更加孤芳自赏，自以为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当代唯一正确的总代表，自认为是可以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伟大天才。他表面上自谦，很少采用单独的斯大林主义的新提法，却颇为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或马、恩、列、斯主义的并列式提法。［24］实际上斯大林是比不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就连与斯大林共事长达近40年、一向紧跟斯大林的莫洛托夫，到晚年如实地说：“至于谈到列宁和斯大林，我要说：前者是天才，后者是人才。”［25］仅从斯大林背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党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把苏联共产党实际上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这一点来看，他的错误性质是十分严重的。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贻害无穷，给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后来造成了重大灾难。苏共由民主政党蜕变为专制政党，当然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过错，而且是整个俄国富有专制主义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多方面历史遗产的产物，又是苏联各级领导协同胁从促成的结果。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难以再现列宁式的天才，却不断连续冒出斯大林式的人才，代代相传，难以从根本上把专制政党改革为民主政党。这是苏联历史的悲剧。后来几任领导人的改革措施不得力，最终导致改革方向有错误，这固然对苏共的灭亡要负主要的、直接的责任，但是其根源在于这种过度集权的体制积重难返，盘根错节，涉及众多官僚特权集团的权益，遇到重重阻力，难以寻求、开拓一条从发展党内民主着手，进而发展人民民主，取得体制内改革成功之路。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失望，于是社会上要求体制外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强大。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世界民主化浪潮汹涌的态势下，如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势必就要转向资本主义民主。结果到1989—1992年间终于使苏联和东欧各国长期执政的专制型的共产党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了，下台了，甚至全军覆没了，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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