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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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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俄）布拉诺夫著，张志强等译：《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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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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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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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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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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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苏）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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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苏联共产党党章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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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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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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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见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载《文史哲》2001年第3期，收入《高放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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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苏）丘耶夫著，刘存宽等译：《莫洛托夫秘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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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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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1．如何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的条约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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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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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斯大林与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协定，必须联系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苏联在30年代中后期的国际处境，并考察斯大林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苏联在二战前夕外交政策的反复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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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秘密协定评价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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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定，实际上是在斯大林亲临现场的情况下，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纳粹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署的。对此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焦点：一是，1939年苏德条约究竟有没有秘密瓜分欧洲的议定书？二是，这一条约和秘密协定究竟是避免“祸水东引”的外交成功之作，还是斯大林对德政策发生转变的败笔，并因此对德国丧失了应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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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一争论的焦点，虽然苏联长期断然加以否认，但由于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在1994年访问波兰与瓦文萨会见时，将秘密档案文件转交给波方，已经作出了回答。对于后一个焦点问题的争论迄今依然存在。2009年9月1日，在波兰格但斯克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0周年纪念活动时，波兰总理唐纳德 · 图斯克警告世人不要忘记战争教训，“我们要牢记谁发动了战争，谁是战争罪人，谁是刽子手，谁是受害者。忘记这些将使波兰、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重新陷入战争阴影”。［1］他说这话不仅是针对入侵波兰的德国，也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而普京回答说：“今天我们向烈士致敬，并分析研究历史问题，希望1939年的悲剧不要重演……可悲的是众多错误决定导致了历史悲剧，我们应该了解悲剧为何发生，但是了解之后我们还是应该向前看”。随着普京这些话，俄罗斯对波兰加以反击，公布了一批针对波兰的解密档案。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中将列夫 · 索茨科夫说：“引发二战爆发的责任，波兰也有份……全部责任不可能由波兰来承担，但波兰政府在1939年否决了建立反希特勒同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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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术界对苏德条约与秘密协定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肯定的看法，认为它“避免了单独与德国作战”，“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政策的彻底破产”。［3］有的学者认为，在苏联战火逼近而同英法结盟又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这是“出于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带有某种不得已的因素。苏联利用帝国主义矛盾，消除了一直担心的祸水东引的忧虑，把祸水推回西方，暂时置身于德国与英法等国的战事之外，何尝不是外交上的有限成功”［4］。以上都是传统的看法。另有学者则持两点论的看法，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应该说是苏联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在英法两国缺乏与苏联合作诚意的情况下签订的，有其合理性，为苏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还要看到，法国早已同德国签订了类似的互不侵犯条约，就连波兰也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与德国签订的‘秘密议定书’却丧失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遵守的原则，走向正义的反面。斯大林在与希特勒接近中超过了应有的限度”。［5］这一看法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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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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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由于苏联的社会体制，斯大林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和苏联处于侵略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论断，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起着重大作用。他的思想从30年代初认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是苏联的主要威胁、主要敌人，到30年代中期揭露纳粹法西斯政权的侵略政策，再到30年代后期肯定德国纳粹党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敌人的分化。与此相联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苏联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4次转变，从利用帝国主义矛盾，到集体安全政策，再到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附加了秘密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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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30年代外交政策的第一次调整，是在1928年至1933年。这次调整应以世界经济危机作为标志。1928年7—9月由共产国际六大批准的共产国际战略，是斯大林直接领导制定的，很能反映苏联当时的政策。这次会议与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同步，斯大林开始清算布哈林，而布哈林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一反布哈林的观点，认为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政治危机，现已达到具有这样特点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在法西斯化；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在增长；革命运动在高涨。斯大林强调，由于日益深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革命的震荡，国际关系紧张到了新的临界点，因此，应该提出以下的策略：（1）拒绝同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因为它们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2）反对在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影响，脱离现有的工会组织，建立新的革命工会。（3）清理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切动摇分子。共产国际六大否定了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稳定、寻求工人运动统一的政策，通过了斯大林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工人阶级主要敌人，将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作为苏联敌对国的政策。这次大会之后，在共产国际内部俨然形成了这样的政策，谁无条件支持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实际上变成了要求无限忠于苏联、无限忠于联共（布）及其领袖的政策。在1929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局第五次会议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进一步升级，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和法西斯分子的区别仅是在策略和方法上。斯大林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十六大上的报告中还认为，德国纳粹党是反对英、法的，是最具有侵略性和军国主义性质的政党；但到了1933年底，斯大林就提出，法西斯主义代表了德国的新生力量，“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因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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