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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相信关于希特勒要进攻苏联的情报，使苏军仓促应战。早在1940年6月法国败降后，德国便开始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8月这一方案制订完毕，取代号为“巴巴罗莎”计划。“巴巴罗莎”是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绰号，以此为计划命名，用意就是为了“消灭俄罗斯的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袭，围歼苏联西部的苏军，攻占莫斯科是计划的重点。1940年12月，希特勒签署了“巴巴罗莎”计划的第21号训令，批准了对苏联的入侵计划。从1940年夏季开始，德国军队从西欧、中欧各占领国及巴尔干和德国本土向东方大规模调动，苏联的谍报人员向中央发回了大量情报，通报了从波罗的海至黑海沿苏联整个西部边界德军的构成、部署等情况，还掌握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突击方向以及进攻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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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底，苏联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龙佐夫上校从柏林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通报了德国人的准备情况，并准确地说出了战争开始的日期，但是，这份报告没有得到重视。驻东京德国使馆的苏联情报员佐尔格也曾不断向国内发出关于德国对苏战争准备情况的情报，1941年6月1日，他在发回的电文中指出，“苏德战争预计在6月15日爆发……最猛烈的进攻将由德军左翼部队实施”，“在东部边界目前已集结了170—190个师，主要方向将针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然后就是乌克兰”。6月15日，他又发回了两份极有价值的电报，一份说：“战争将于6月22日开始”；另一份称：“6月22日拂晓将在宽阔的正面展开进攻。”情报多么准确！类似的情报很多，不仅苏联的情报人员注视着德军的动向，西方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人、同情苏联的进步人士也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相当准确的情报。这类情报多得不胜枚举，遗憾的是，这些情报都被当成了英国或者德国施放的烟雾。斯大林认为苏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他希望战争晚些到来，斯大林的多疑也起了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我们努力把战争往后拖，但最后仍然没有猜准开战的时间，事情发展得太突然了。我认为，不能过分依赖侦察员。对于他们的情报，既要听，也要检查。侦察员有可能把我们推向危险的阵地，使我们过后难以自拔。两边的内奸数不清，因此不进行最周密的、经常的考验，对侦察员是不能完全依赖的。”［13］但愿望没有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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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事将领们要求进入战备状态的请求，斯大林总是强调：“别去搞挑衅！”“不要受人挑拨！”“不要被人离间！”实际上是麻醉了自己。1941年6月14日，即在德军突袭苏联前8天，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报刊，也不仅是英国报刊，夸张地传播了一些谣言，说什么“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德国开始陈兵苏联边境，准备发动进攻……尽管这些谣言都是荒谬的，但鉴于它们不断地被夸大传播，莫斯科的负责人士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他们希望战争进一步扩大和加剧”。声明竟然以德国政府的口气、一厢情愿地说道：“德国同苏联一样，也在认真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鉴于此，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进攻苏联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而从巴尔干战役后腾出的德军最近向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调动想必另有原因，与苏德关系无关……”如果德国方面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也许还可以解释得通，作为被侵略一方的苏联，却替德国辩解说对方不会侵略自己，却是荒谬的。这一声明没有得到德国方面的肯定回答，却麻痹了千百万苏联军民，“国家权威机关这样表态，松懈了军队的警惕性。指挥人员看到这样表态都坚信，一定是由于某种他们所不知道的情况，我国政府才会如此沉着，认为苏联的边界很安全。军官们已不再在营房里过夜。战士们也不再穿着衣服睡觉了。”［14］在德国随时可能进攻苏联的时刻，斯大林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下决心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在战争开始的头12天里，苏军就损失了6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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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崇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自觉地对领袖绝对信任，没有人怀疑斯大林的决策能力。朱可夫回忆说：“我非常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政治智慧、他的远见卓识和善于在最困难的境况下找到出路的能力。而在目前情况下，非常相信他避免战争、推迟战争爆发的能力。虽然内心感到不安，但我更为相信斯大林，更为相信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像他所预料的那样。”［15］朱可夫的话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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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战争初期苏军的惨败，斯大林是有责任的，但他从来不承认自己有误。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红军将领时说：“我国政府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曾经历过危急万分的关头，那时我军实行退却，离开了我们亲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乡村和城市，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斯大林说的是“政府的错误”，一句都没有提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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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在军事理论与指挥上也有失误。在军事战术上，斯大林一味强调进攻，他不允许苏联的军事学说研究防御问题。战前苏军的部署也主要是为了进攻，把军队都集中在靠近边界的地区，而没有作纵深部署，结果几个迅速推进的德国装甲师就能够轻易迂回和包抄苏军的阵地。在对德国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斯大林仍要求部队进攻，而不是进行有计划的退却，避开敌人的锋芒，这样便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半年，苏军有300万人被俘，占整个战争期间被俘者的75%，与斯大林的这一战术有直接的关系。基辅战役是个突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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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是德军向南方推进的主攻方向。以基尔波诺斯为司令员的西南方面军，负责保卫基辅。全民都动员起来了，在基辅周围挖了一道很深的反坦克壕，他们的防御也确实牵制了敌人。从7月下半月到整个8月，战斗均在基辅城外进行，但整个苏德战场的主动权掌握在德军手中。德军从基辅南北两翼向前推进，基辅成了巨大的突出部，夹在了德军中间，敌人有可能随时吞掉这块落在口中的肥肉。基辅情况十分危急。朱可夫要求撤退，斯大林却不同意，并且把朱可夫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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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撤退，放弃基辅，建立另外的防线，抗击敌人，成了当时军事领导人的共识。赫鲁晓夫、基尔波诺斯、布琼尼等人都认为，必须放弃基辅，否则，不仅基辅失陷，苏西南方面军也将全军覆没。但斯大林反对放弃基辅，他还发布命令，严厉惩罚放弃阵地者：投降和逃跑者就地枪决，其家庭成员也要被逮捕；陷入重围的部队也要战斗到底，凡投降者，其家属也将被剥夺享受国家补贴和救济的权利。9月7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也去见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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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切望使他相信：必须立即将西南方面军的所有部队撤过第聂伯河，继之再向东撤，并放弃基辅。我们认为，这个决定在这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再不作出决定，西南方面军必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谈话是困难而严肃的。斯大林责备我们，说我们和布琼尼一样执行了进行最少抵抗的路线，只想避开敌人，而不是去打击敌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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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斯大林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谈话中要求他们死守基辅，“未经最高统帅部放许可，不得放弃基辅，不得炸毁桥梁。”西南方面军的局势在继续恶化，9月13日，该军总参谋长图皮科夫向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报告了危险的局势，斯大林得知后，问沙波什尼科夫应该怎样答复，没等沙波什尼科夫说话，斯大林便口授了给西南方面军司令的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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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皮科夫少将向总参谋部提交的15614号报告是一份惊慌失措的报告。相反的，情况却要求各级指挥官保持格外的冷静和沉着。不要惊慌失措，要采取一切措施守住已经占据的阵地，尤其要固守两侧。应当要求库兹涅佐夫和波塔波夫停止后撤。应当向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说明必须顽强地战斗，不要向后看。要毫不动摇地执行斯大林同志9月11日给你们的指示。沙波什尼科夫。1941年9月14日5点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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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西南方面军只好死守。基尔波诺斯这位忠诚但又缺乏才干的指挥员，下达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基辅的命令；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9月17日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通过了放弃基辅的决议，由于为时已晚，加上基尔波诺斯的犹豫不决，只有一部分部队冲出了重围。9月19日基辅陷落，26日基辅战斗平息。苏军损失惨重，有四个集团军被围，近45万余人，其中包括6万名军官被俘或牺牲，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有参谋人员全部牺牲，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参谋长图皮科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米斯坚科阵亡。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斯大林应对此负重要责任。不过，基辅的顽强抵抗，有利于减轻莫斯科的压力，也使敌人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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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斯大林对战争的旷日持久性估计不足，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鼓舞了他，他在给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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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寇是想赢得时间和获得喘息机会。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给德寇以喘息时间，不停顿地把他们往西赶去，迫使他们在春季之前就把预备队消耗光（届时我们将会有大批新的预备队，而德寇已无任何预备队了），从而保证在1942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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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令过高估计了苏军的力量，实际上苏军仍缺乏组织如此大规模攻势的经验、知识和能力。结果，苏军在1941年底到1942年冬的总攻中消耗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9个预备队集团军，没有完成任务。敌人的预备队并没有消耗光，在人员对比上，敌人仍占优势。总参谋部提出苏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防御。斯大林在赞成实行积极防御的同时，又认为可以在克里米亚、哈尔科夫等地域进行局部反攻。结果，均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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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4、5月间，克里米亚方面军要从刻赤半岛出发去解放整个克里米亚，尽管苏方在人员上占优势，但由于指挥的失误，苏军遭到惨败，苏军损失176566人，坦克347辆，3476门大炮和迫击炮，400架飞机。这次失败后，又有包括方面军的司令员科兹洛夫、参谋长韦内奇等一批军官被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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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在南线发动进攻，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也同意，他们负责向哈尔科夫突击。5月12日进攻开始，苏军连续几天进展十分顺利，直到5月17日苏军按作战序列铺开后才发现钻进了德军的口袋，结果整个57军被消灭，苏联官方宣布5000人阵亡，7万人失踪，300辆坦克被毁，德方宣称俘虏了20万人。对于这次失败，虽然有不同的说法，但斯大林和大本营没有建立必要的预备队来可靠地掩护进攻部队的两翼，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没有进行两三处牵制战等等，［17］则是重要原因。这说明当时斯大林并未显示出一个统帅真正伟大的天才。不过，斯大林从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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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大林对待打败仗的军事将领、战俘和一些少数民族的不公正态度。对于苏军在战争中的失利，斯大林本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却把失败的将领们当成了替罪羊，转移了人们对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力。德军把主攻方向定在西面，首当其冲的是苏联西方方面军。战斗一开始，西方方面军的指挥系统便全部瘫痪了，两支德军于6月29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会合，西方方面军的主力被包围。西方方面军实际上全军覆没：44个师中有24个师被彻底击溃，20个师损失了30%—90%的装备与人员。斯大林6月30日就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大将的职务，由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铁木辛哥担任。把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炮兵主任克利奇以及司令部的另外几位将军送交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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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6月中旬，巴甫洛夫就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发了两三封密码电报，请求让军队进入野战阵地，他还请求进行局部动员，提出用无线电通讯手段和新式坦克加强军区部队。但斯大林怕激怒希特勒，没有答应，现在却把责任完全推给了方面军的领导。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于7月22日宣布了审判结果：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通信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将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科罗布科夫被判极刑、不得上诉，在判决书草案中说：“被告巴甫洛夫和克利莫夫斯基赫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他们出于阴谋的目的，不使所属指挥人员准备迎接战争，削弱了军区部队的战备动员，破坏了对部队的指挥，不战而向敌人投降，从而使工农红军的战斗力受到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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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集团军司令科罗布科夫在苏芬战争中曾是一个师长，他率部英勇作战，表现出了是一个有才能的指挥员。他之所以与巴甫洛夫等人一道被处决，是因为他是与方面军司令部保持联系的唯一的集团军司令，这种不公正的判决，对于苏军不能不是一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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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庭对他们进行审讯时，他们请求把他们派往前线，让他们用鲜血来证明自己对祖国和军人义务的忠诚，他们并不否认自己对战斗失败所负的罪责，他们会在战斗中赎罪。方面军遭到失败，确实与他们指挥能力差有关，这是因为在大清洗中大批军官被杀害，才使一些人被提拔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位置上，巴甫洛夫的能力只能指挥一个师，却把他放到了方面军司令的位置上，但这能怪他们自己吗？西方方面军的失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敌人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苏军没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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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8月16日，斯大林口授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270号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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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在战斗中撕下肩章和投降者即为最可恶的逃兵，其家庭成员因其违背军人誓词、背叛祖国应予逮捕。此类逃兵应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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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陷入包围者应战斗到底，冲出重围回到我方。凡宁愿屈服投降者，应以一切手段予以消灭，对投降的红军战士之家属，应剥夺其享受之国家补贴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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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英勇果敢之人员，应予积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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