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982030

1702982031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8月中旬到9月初，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就文学、戏剧、电影一连作出三个决议，指出了文艺创作和演出当中的“倾向问题”，特别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常在它们上面发表作品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和作家左琴柯，进行了严厉批判，抨击所谓他们的“无思想性”和“不问政治”倾向。左琴柯被日丹诺夫申斥为“文学无赖和流氓”，［5］阿赫玛托娃被骂为“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不完全是尼姑，不完全是荡妇”，“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6］两杂志发表的作品，则被《决议》评价为充满着“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和“俯首崇拜”。1948年初，又对为纪念十月革命30周年上演并受好评的歌剧《伟大的友谊》作出决议，把矛头指向音乐界，讨伐所谓“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倾向的作曲家”。［7］这使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一大批音乐家遭到了无情打击。

1702982032

1702982033 对文艺界的批判，由中央领导人直接出马，亲自点了数十个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在批判中又牵涉到难以计数的艺术家和文化人。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改组《星》编辑部，并假手苏联作协开除了左琴柯和阿赫玛托娃的会籍，随后又将左琴柯开除公职，迫使他不得不谋生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1702982034

1702982035 在哲学领域的批判是按另一模式进行的。因为在这里选定的批判对象，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及其于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的著作《西欧哲学史》，因此，采取了“创作争论”的形式。这部著作是怎样落入斯大林之手的，说法不一，但人们清楚的是，1947年1月，斯大林接见米丁、尤金、波斯彼洛夫和亚历山大洛夫本人，就哲学问题和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对《西欧哲学史》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背离党性原则。由于这次被接见的哲学家没能领悟斯大林的意图，因此对这部著作的批判没能立即开展起来。为此，按照斯大林的提议，在同年6月召开了《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日丹诺夫作了主调报告，其批判锋芒是指向亚历山大洛夫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评价：仿佛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以一定地位是不允许的，又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这里的思想意图是，要把在哲学中所谓对西方资产阶级“顶礼膜拜”的倾向，推广并联系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具体现象中去。但中下层干部低下的政治文化和知识水平，梗阻了贯彻这一意图的通道，使本来就已教条化、简单化的批判，走上了更加扭曲变形的轨道。

1702982036

1702982037 1950年对马尔语言学的批判和1951—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没有展开稍微像样的争论，就以斯大林“钦定”真理的形式，匆匆作了最后的结论。在语言学领域宣布的，实际上是30年代以来遭到打击的反马尔学派早已发表的理论观点。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则以斯大林的结论窒息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并堵塞了不少学者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上有创见的主张革新的思想。斯大林宣布：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8］价值规律则只能调节“个人消费商品的交换”，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9］这场在马林科夫主持下，原本出现生动活泼局面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讨论，以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所提供的理论观点和经济体制模式作结论，不仅妨碍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而且也阻塞了苏联经济的发展道路。

1702982038

1702982039 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像30年代一样，也扩大到了自然科学领域。首当其冲受到摧残的是生物遗传学及其学派。早在30年代就受到镇压的苏联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战后又奋起同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展开了斗争。1946年1月，李森科在其《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中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写信上告斯大林。结果，由最高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1702982040

1702982041 会上，李森科凭借斯大林对其报告所作的圈阅和审定，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进攻。会后，给该学派扣上了“反动”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禁止他们在学校讲授生物遗传学，并封闭该学派的实验室，撤销该学派学者们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便禁绝了摩尔根遗传学在苏联的研究和传播，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称霸的一统天下。战后，苏联文化领域加强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理论上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为伪科学学派的滋生繁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除生物遗传学外，量子物理学学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学科——电子计算机赖以发展的系统控制论、有机合成化学等，都被伪科学学者扣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被禁止研究，禁止传播。这种情况，使苏联战后在一些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世界时代的步伐：控制论遭禁，延误了电子学和计算机工业的发展；对生物遗传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打击，造成苏联生物工程和化学合成工业的落后。这在五六十年代新科学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造成了苏联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1702982042

1702982043 战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

1702982044

1702982045 事实上，按照苏联思想政治运动的“模式”，其发生、发展的规律往往是，意识形态批判运动酝酿着政治运动，并为政治运动做“加温”和舆论准备，而政治运动反过来又推动着思想批判运动，把思想批判运动推向更加酷烈的全面镇压的道路上。可以说，苏联战后的思想政治运动就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

1702982046

1702982047 对战后初期的苏联来说，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从各个视角看，1948年都是一个“转折”的临界点：从胜利的隆隆礼炮到这时，已经过去3年，人们普遍期盼的生活好转没有付诸实现，这是由希望到失望的转折点；从胜利至今，最高领导层一直处于“温和”和“强硬”两种方针的选择和动摇之中，“1948年是领导层结束动摇”的一年；［10］胜利后这3年，东欧一直处在安顿的过程中，1948年2月苏南会谈破裂，这是铁托带头反抗苏联模式的转折点。同时，这一年也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阵营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为另一方，对抗加剧，国际“冷战”局势形成的一年。上述苏联国内外局势的这种转折，同1948年苏联由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向政治清洗运动的转变正好相契合。这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恰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国内外各种合力推动的一种必然结果。就苏联战后初期的国内局势来看，在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同时，政治审查运动也一直没有中断。起初是对从德国回来的被俘人员和被遣返人员的审查。近年来为俄罗斯学术界统计证实，战后从德国共遣返苏联军人和平民共522.9万人，经严格审查后，交付内务部进行刑事管制的共计为33.8万人。［11］这种审查，对一部分人无疑是必要的（如弗拉索夫附敌分子），但总体来说，是严重扩大化了，在审查中过多地怀疑并伤害了一部分人。除对被俘、被遣返人员进行普遍审查，并对其中一部分加以逮捕外，战后苏联对30年代“大清洗”中被关押期满的“犯人”，处理办法也普遍很严厉。由于禁止期满释放人员进入大城市（有些人连居住苏联欧洲部分也不允许），实际上是再次对他们进行了流放，一般是遣往边远地区或特殊居民点。更为严酷的是，从1948年起，对许多刑满释放人员，在对他们提不出新的违法指控情况下，仅仅按照行政法规，就再次对他们进行逮捕，或关进劳改营，或流放边远地区。在何等规模上发生了这样的事件，至今未见统计数字。但从五六十年代被恢复名誉者的经历看，相当一部分人有战后被“再次逮捕”的记录。况且，这也是苏联对待“犯人”的通常做法，凡政治形势一紧张，一纸行政决议，就把刑满释放人员再次逮捕。这在30年代“大清洗”时就曾屡次发生过。由此判断，行政当局再次对刑满人员进行逮捕，是苏联战后特别是1948年发生的一个普遍现象。

1702982048

1702982049 在俄罗斯，“人们经常拿1948年同1937年相比较”，认为，这是“席卷社会的两个大规模的恐怖浪潮”，而“1948年则是1937年的继续”。［12］当然就镇压规模而言，1948年赶不上1937年。但是镇压机器越转越快，敌人越抓越多，怀疑、告密和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采取“广泛拉网式”的镇压，等等，在这些方面则是极为相似的。1937—1938年清洗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反对派”及其同情者，而1948年打击的，则主要是所谓“世界主义者”和那些有违传统教条、抵制个人崇拜、怀有变革或不满情绪的人们。就最后一类人来说，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上过前线的军人，并且不乏将军级别者。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在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战争年代最讲究实际，遵循的人事工作准则是，能者上，庸者下。所以，战争时期被提拔上来的这一部分人，思想并不太恪守传统，加上他们最了解战争的真实进程，对战争初期的失败怀有血染的记忆，而且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以及希望破灭后的困惑也令他们体验最深。对于这些真正了解战争进程和战争生活真相的人们来说，“个人崇拜”在他们心里占有的位置很小。他们经历过战争，是胜利归来的英雄，同其他人比较起来，更敢于直面现实，更敢于坦言真相，也有更多独立思考的习惯。而在战后需要像战前一样循规蹈矩、掩盖真相、大肆宣扬“个人崇拜”的条件下，这恰恰成了他们“跌跤子”、尝苦果的缘由所在。

1702982050

1702982051 战后对这一部分人的整肃，实际上就是对那些戴着军功勋章从前线归来的英雄们的一种“威慑”。如果联系到战后包括朱可夫元帅在内的一批立过显赫战功的将领们所遭到的冷遇和“放逐”（即调边远军区工作），这个问题就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列宁格勒事件”之发生，虽然有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同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争夺接班人，以及双方不同发展方针之争，但就其更为微妙的意义上说，也还另有这样一个更为广阔的政治背景。

1702982052

1702982053 以阿 · 亚 · 库兹涅佐夫为首的列宁格勒领导人，是在列宁格勒前线，在被围困的900多天当中，从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战斗中走过来的。以他们为首的列宁格勒人，在战争中经受了生死的考验，赢得了无上的战斗荣誉。他们无愧于“英雄城市”和“英雄人民”的光荣称号。战争把这里变成了一片废墟：围困期间冻馁和战斗而死的60多万人，几乎占全城人口的1/3。胜利后在怎样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城市经济的问题上，在他们看来在国家预算上，应该占有相对大一些的份额。［13］在应将列宁格勒定位于什么城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在更深的思想层面上，他们还有违背“个人崇拜”大忌的行为，即在城市被围期间，他们曾经常引用基洛夫的言论，以“基洛夫的形象”鼓舞人心。［14］这些言论和行动，引来了最高领导的猜忌，于是，便假当时接班心情甚切的马林科夫、贝利亚之手，制造了著名的“列宁格勒案件”。

1702982054

1702982055 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借口，是指责列宁格勒市委和州委领导不经中央许可，擅自于1948年在列宁格勒举办全苏商品批发交易会，并被告发在1948年12月党代会上，虚报市委领导人“一致当选”的选举结果，欺骗中央。事实远非如此严重，主要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对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战后地位上升，斯大林意欲立这两个人为接班人耿耿于怀，便从中挑拨，借枝节问题扩大事态，把列宁格勒人的行为上纲为“反中央”和“反党活动”。马林科夫代表中央，于1949年2月21日召开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联席会议，在会上宣读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格勒领导人“反党活动”的决议，对市委和州委主要领导及其有关干部作出撤职处分。事件自然株连到列宁格勒前领导人，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的H · A · 沃兹涅先斯基和战后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A · A · 库兹涅佐夫，以及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M · H · 罗吉奥诺夫。

1702982056

1702982057 对列宁格勒干部的清洗，随后一步步扩大。1949年夏，开始大规模逮捕。1950年9月29—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巡回法庭在列宁格勒举行“公开”审讯。“审讯”既没有公诉人也没有辩护人，审讯后新闻界也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判决书宣布：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罗吉奥诺夫同中央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纪п · C · 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市执行委员会主席п · Г · 拉祖京等结成“犯罪集团”，“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像当年季诺维也夫分子那样，企图把列宁格勒组织作为他们与党和党中央斗争的支柱。并“在苏联的一些地方安插反党分子”，“从内部破坏党，并篡夺党的权力”。法庭最后判处上述领导人极刑并付诸执行。其他干部则被判处10—15年监禁。

1702982058

1702982059 为造成列宁格勒的确存在反党集团的印象，按照马林科夫的指示，在列宁格勒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中，包括对原先曾在列宁格勒任职现已调往他处的那些领导人，也进行了大规模逮捕。还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大规模撤换干部的运动。许多人在被撤职的同时也被开除党籍。从1949—1952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共有200多人遭到镇压，2000多名领导干部被撤职，其中1500人是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干部［15］。他们中许多人在被围期间建立了卓越功勋，在严酷条件下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他们无愧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优秀干部。

1702982060

1702982061 如果说“列宁格勒案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时有过贡献，战后地位上升，敢于逆传统教条行事的那个特定群体进行的一种威慑和整肃，那么，反对“反爱国主义戏剧批评家集团”，罗织“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和“医生案件”，则是把矛头对准所谓“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是对国际上亲美犹太复国主义危险所作的一种病态的过敏反应，其实质，是一场难以掩饰的反犹主义运动。

1702982062

1702982063 战时曾驻莫斯科的一位英国记者，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俄罗斯，世界主义现在成了一种哲学理论。它在俄国的政治文献词汇中，同形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维埃情绪……黑格尔主义和对西方的卑躬屈膝一起，占有显著的地位。”［16］这一段话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思想政治运动所打击的目标，但这位记者使用的是当时苏联官方所采取的政治用语，如果用时代的三棱镜将其透析，再用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语言加以解读，那么，就可以从特定角度显示出当时苏联社会内部正在酝酿、激荡着的社会思潮和情绪。

1702982064

1702982065 实际上，1946—1948年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位英国记者所指出的思想脉络，而1948—1952年的政治清洗运动，则是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逻辑发展和继续。批判对西方的所谓“卑躬屈膝”，打击“无祖国的世界主义”，很容易找到这一目标的载体和代表人物。

1702982066

1702982067 战争时期，由于犹太民族受到纳粹分子特别残酷的迫害，在世界各地包括苏联在内，客观上都促进了犹太群体的凝聚和团结。为了收集德军暴行的材料，动员世界舆论揭露德寇罪行，同时也宣传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鼓舞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在战时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其领导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犹太戏剧著名演员米赫尔斯和莫洛托夫的夫人捷姆丘任娜。战时，该组织在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团体和西方新闻界，在对内对外反法西斯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该组织是合法的，它的活动也受到多方的鼓励，因此，战后保留下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联合会。

1702982068

1702982069 由于犹太人在苏联数量较多并有重要地位，早在20年代苏联就提出过一种方案，设想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或远东某地，为犹太人划出一块集中居住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未能付诸实施。战时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由于克里米亚人口稀少，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又重新回到20年代有过的方案上，主张把克里米亚划为犹太区。这便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米亚”。［17］由此便引发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镇压。

1702982070

1702982071 1948年1月，米赫尔斯被克格勃制造车祸杀害。半年多以后，设在莫斯科的犹太语言文献出版社遭到搜查并被封闭。年底，开始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和一批著名犹太知识分子的逮捕。连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夫人也未能幸免。在莫斯科和全苏的几乎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剧院、学校、报纸，都被查封。逮捕也波及了莫斯科一些工厂的技术专家。对犹太人的怀疑和歧视以至达到这种地步，连在高校招生中也对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其他晋升之阶——入党、参军、进入科研和外交机关，也都遭到各种限制。［18］

1702982072

1702982073 由于犹太人大多分布在苏联文化知识部门，并在这里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打击就尤为惨烈，其中，以戏剧艺术界和医疗卫生界一些部门所受摧残最为严重。

1702982074

1702982075 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斯大林授意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以该文为号召，立即掀起了一场对犹太戏剧批评家的政治批判。这场批判声势之大，炮火之猛，实为战后思想政治批判所未闻。为怕人们不明白这批文艺家的民族身份，报刊在点他们的名字时，还特意在括号内标出了犹太姓氏。这样，就使这场批判运动的反犹性质跃然纸上。

1702982076

1702982077 正是1949年初向所谓“无祖国世界主义者”——“戏剧批评家集团”进行的这场大举进攻，构成了此后罗织“医生阴谋案”的序曲。实际上，李森科在1948年8月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向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大举讨伐之际，已经牵涉到许多坚持这一科学学说的犹太医学家。1949年2月16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解除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A. Г.古尔维奇的职务。以此为肇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医学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开始了对大批犹太著名教授、大夫和医务人员的追究和迫害。

1702982078

1702982079 在当时浓重的反犹主义气氛下，向中央递呈告密信，告发犹太大夫和医务人员的事件连连发生。随着告密信，继之是中央书记处下达委托调查的有关指示。调查结果上报后，经常是随书记处一纸决定，便把被告发者撤职或开除党籍，最后，再由国家安全局将他们逮捕、关押。就这样，对一批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从告发、调查、上报、作出决定，到处分、逮捕，周而复始，循环上演，这几乎成了当时迫害犹太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固定机制和模式。［19］在这中间，一大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追究和迫害。

[ 上一页 ]  [ :1.702982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