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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列宁格勒案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战时有过贡献，战后地位上升，敢于逆传统教条行事的那个特定群体进行的一种威慑和整肃，那么，反对“反爱国主义戏剧批评家集团”，罗织“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和“医生案件”，则是把矛头对准所谓“无祖国的世界主义者”，是对国际上亲美犹太复国主义危险所作的一种病态的过敏反应，其实质，是一场难以掩饰的反犹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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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曾驻莫斯科的一位英国记者，在战后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俄罗斯，世界主义现在成了一种哲学理论。它在俄国的政治文献词汇中，同形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维埃情绪……黑格尔主义和对西方的卑躬屈膝一起，占有显著的地位。”［16］这一段话很集中地反映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思想政治运动所打击的目标，但这位记者使用的是当时苏联官方所采取的政治用语，如果用时代的三棱镜将其透析，再用我们今天所能理解的语言加以解读，那么，就可以从特定角度显示出当时苏联社会内部正在酝酿、激荡着的社会思潮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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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1946—1948年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位英国记者所指出的思想脉络，而1948—1952年的政治清洗运动，则是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逻辑发展和继续。批判对西方的所谓“卑躬屈膝”，打击“无祖国的世界主义”，很容易找到这一目标的载体和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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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由于犹太民族受到纳粹分子特别残酷的迫害，在世界各地包括苏联在内，客观上都促进了犹太群体的凝聚和团结。为了收集德军暴行的材料，动员世界舆论揭露德寇罪行，同时也宣传苏联军民的英勇斗争事迹，鼓舞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苏联在战时成立了一个犹太人组织——反法西斯委员会。其领导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前国际工会主席、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犹太戏剧著名演员米赫尔斯和莫洛托夫的夫人捷姆丘任娜。战时，该组织在联系苏联国内外犹太团体和西方新闻界，在对内对外反法西斯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当时，该组织是合法的，它的活动也受到多方的鼓励，因此，战后保留下来，变成了一个犹太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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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人在苏联数量较多并有重要地位，早在20年代苏联就提出过一种方案，设想在乌克兰、克里米亚或远东某地，为犹太人划出一块集中居住区。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未能付诸实施。战时驱逐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由于克里米亚人口稀少，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又重新回到20年代有过的方案上，主张把克里米亚划为犹太区。这便引起了斯大林的怀疑，他“认为在这项建议背后，有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苏联情报局插手”，“企图在克里米亚建立一个犹太国，以便从苏联手中夺取克里米亚”。［17］由此便引发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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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米赫尔斯被克格勃制造车祸杀害。半年多以后，设在莫斯科的犹太语言文献出版社遭到搜查并被封闭。年底，开始了对“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和一批著名犹太知识分子的逮捕。连老布尔什维克洛佐夫斯基和莫洛托夫夫人也未能幸免。在莫斯科和全苏的几乎所有犹太文化机构，包括剧院、学校、报纸，都被查封。逮捕也波及了莫斯科一些工厂的技术专家。对犹太人的怀疑和歧视以至达到这种地步，连在高校招生中也对他们设置重重障碍，其他晋升之阶——入党、参军、进入科研和外交机关，也都遭到各种限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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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犹太人大多分布在苏联文化知识部门，并在这里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打击就尤为惨烈，其中，以戏剧艺术界和医疗卫生界一些部门所受摧残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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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斯大林授意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以该文为号召，立即掀起了一场对犹太戏剧批评家的政治批判。这场批判声势之大，炮火之猛，实为战后思想政治批判所未闻。为怕人们不明白这批文艺家的民族身份，报刊在点他们的名字时，还特意在括号内标出了犹太姓氏。这样，就使这场批判运动的反犹性质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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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1949年初向所谓“无祖国世界主义者”——“戏剧批评家集团”进行的这场大举进攻，构成了此后罗织“医生阴谋案”的序曲。实际上，李森科在1948年8月农业科学院会议上向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大举讨伐之际，已经牵涉到许多坚持这一科学学说的犹太医学家。1949年2月16日，由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解除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A. Г.古尔维奇的职务。以此为肇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医学研究机构和临床医院，开始了对大批犹太著名教授、大夫和医务人员的追究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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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浓重的反犹主义气氛下，向中央递呈告密信，告发犹太大夫和医务人员的事件连连发生。随着告密信，继之是中央书记处下达委托调查的有关指示。调查结果上报后，经常是随书记处一纸决定，便把被告发者撤职或开除党籍，最后，再由国家安全局将他们逮捕、关押。就这样，对一批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从告发、调查、上报、作出决定，到处分、逮捕，周而复始，循环上演，这几乎成了当时迫害犹太医务工作者的一种固定机制和模式。［19］在这中间，一大批犹太医学家和大夫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追究和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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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医生案件”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下属机构——营养研究所营养医疗医院发生了。1950年7月4日，苏联内务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马林科夫上报了一封告密信，信中告发犹太人在这座医院拉裙带，安插私人，进行所谓“不法宗派活动”，并提供了一长串被告密的犹太人名单。由此开动镇压机器，案情一步步扩大，在按“多米诺骨牌”式发展的一系列逮捕和审讯中，株连到了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大夫，由此又牵涉到了几年前的日丹诺夫“医疗案”。这样，便引发了著名的“医生案件”。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广播了一条“医生团伙犯罪”的消息：这个医生暗杀集团以有害的医疗方法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安 · 亚 · 日丹诺夫和亚 · 谢 · 谢尔巴科夫同志就死于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匪帮”，并说，“业已查明，这个医生团伙的所有参加者均受雇于外国情报机关……是他们雇佣的忠实走狗”。［20］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十多位著名大夫，包括给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看病的鲍 · 科甘教授，斯大林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等，都被列入了这个“团伙”，先后遭到逮捕，连他们的家属也未能幸免。在上述一系列案件和“医生案件”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航空工业案件”、“斯大林汽车工厂案件”、一系列“青年社团案件”，以及“明格列尔案件”等等。每一案件又都牵连数以千百计的人。加上在刑讯时有逼供、诱供现象发生，株连、打击面越来越广，这就引起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清洗和镇压。上至中央，下至地方，从文化艺术界到技术界，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无不如此。据赫鲁晓夫证实，在最高领导层，斯大林已在怀疑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并半公开讲述他们的“美英间谍”问题，同时，他对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也在明显疏远。［21］从十九大确定的党中央主席团名单看，以“新人”替代“老人”，一场“干部革命”的端倪已经显现。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新的“大清洗”的风暴即将来临。正当此时，斯大林逝世了。这样，党和国家才刹住政治“清洗”的脚步而走上了新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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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运动，就其具体动因和内容而言，虽然同30年代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大清洗”运动有所不同，但形成运动的机制和模式是大体相同的：都是由领袖亲自发动，都是在夸大敌情，在浓重怀疑气氛下相互告密，在相互揭发中展开的，并且都有党内派别和权力斗争的背景，都把党内和党外、上层和下层、政治和学术、干部和群众、思想问题和刑事问题等等，搅混在一起。总之，都是斯大林政治模式的产物。如果说30年代的运动与斯大林模式相伴而生，运动促成了模式的形成，模式的形成又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那么，战后的运动则是这一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是这一模式僵化的产物。这一政治模式同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相结合，把苏联在这一模式下的畸形发展，推向了死胡同的边缘。这预示着，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不可能完全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行进，接踵而来的“解冻”和改革，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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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Симонов К. Своими глазами наш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 Знамя. No3. 1988. 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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