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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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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大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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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Людские потери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1995. С. 180 —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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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а. 1945—1964. М., 1993. 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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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Куmyзов В. А. Называемое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дело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No3.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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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陈启能等编著：《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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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 Полит, процессы 3050 - х годов/ Под общ. ред. А. Н. Яковлева. M., 1991. C.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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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英）《曼彻斯特卫报》194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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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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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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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В плену у красного Фараона. М., 1994. 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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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赫鲁晓夫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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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5．斯大林战后缘何不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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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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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德国侵略者使苏联遭受到巨大损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和烧毁了1710座城市和70000多大小村庄，使大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毁坏了31850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破坏了65000公里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000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最为严重的是损失了2000万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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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这种愿望的实现，就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而必须在对战前的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并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在战前最后确立的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其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的严重破坏，使问题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在战争时期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自然就会很快凸现出来。另外，还要看到，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从下层士兵来讲，由于战争的需要他们越出国家，并与盟国的士兵接触来往，还与国外的人民来往，从而看到了也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后，这些士兵回国后，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为“小酒店民主”。［2］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改革的心理，人民期待着改革机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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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它的地位空前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正确对待这个情况，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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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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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胜利后，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废除战时实行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有：取消国防委员会，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改组经济、技术进步与加强生产集约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权力；把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基本职能划分为三种，并有三个经济机构执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负责；物资技术供应，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国民经济供应委员会（苏联国家供应局）负责；将新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应用新技术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负责；扩大各部权力。各部有权在规定的工作人员数的范围内批准企业与建筑单位行政管理机构的结构的编制，可以在工资基金构成中变动某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编制计划方面的权力。那些保证地方需要的许多部门的工业企业，联盟都交给共和国管理；进行价格改革，主要是取消补贴制度与提高许多重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从1949年1月起，规定了新的批发价格，使整个工业部门的批发价格平均提高50%以上；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比例，主要是改变战争时期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制度。改革后，基本建设费用中企业自有资金所占的比重和计划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均有大的增加。1949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比1948年增长59.4%的情况下，经济机构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自有资金的比重提高了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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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明显，以上一些措施，只是恢复战前的体制。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战时的某些管理体制并未及时取消，如对1940年颁布的处罚旷工和迟到的命令，1941年颁布的《关于军工企业工人和职员擅离企业的责任法》（该法规定擅离企业者处于剥夺5—8年自由刑罚），到1948年5月才正式宣布废止，但实际一直存在到1956年。仅1948年，因擅离企业而根据1941年法令被判刑的就达24000人。根据1940年法令被追究刑事责任的1947年为215000人，1948年为250000人。在铁路和水上运输部门，特别法庭一直存在到1948年5月。［3］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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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4］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列举了战前1940年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5］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却说：“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6］农业集体化的成就，就是从二战时期来看，主要也是体现在保证大量农产品征集到国家手里，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指出的是，斯大林在这一演说中，用回忆的方式，继续批判党内反对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政策的人，说这些人“一贯把党拉向后退，千方百计想把它拉到‘通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他们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是在追求一个目的，即破坏党的政策并阻碍工业化和集体化的事业。但是党既没有在一些人的威胁面前屈服，也没有在另一些人的号叫面前屈服，而是坚定不移地、不顾一切地前进。党的功绩就在于它并没有迁就落后分子，不害怕逆流而进，始终坚持着党内主导力量的立场”。［7］为什么在工业化与集体化早已完成，到了1946年斯大林要讲这么一通话，十分明显，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战争的胜利，证明他搞的工业化与集体化是完全正确的，不可怀疑的；二是通过工业化与集体化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十分有效的，因此也是不能改变的。于是，苏联在战后排除了对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丧失了改革时机，并且使体制更加僵化与凝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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