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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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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孩子。根据苏联内务部长的报告，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59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1949年8月，国营农场一名女教师因生活走投无路，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15］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出现过人吃人的惨事。饿得发疯的妇女杀死亲生的孩子，吃孩子的尸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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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品的占13.2%，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17］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1945年7月苏共中央的一位监察委员在库尔斯克州视察后报告说：“关于集体农庄解散的消息……现在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广为流传。”［18］农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说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19］另外，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解散集体农庄的倡议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斯大林本人。有人还说，在莫斯科成立了研究解散农庄的委员会，并还有人说已经签署了解散集体农庄的命令。也有人分析，斯大林不会解散农庄，如果他要解散农庄，也是美国和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那样。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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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反而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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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20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了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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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在货币的实际币值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价格交售出去。更有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农庄都无力完成上交计划。这样一来，农庄都欠了大量税款，从而使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性质。另外，1946年10月，苏联成立了直属部长会议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各共和国各州派驻“不属地方领导的中央检查员”，其目的是强化对集体农庄的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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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在1947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作了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对农业体制加以改革，主要内容是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的收成（在工作队中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这一改革思想的推动下，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并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但由于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很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20］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21］“包产到组”试验的夭折，安德列耶夫随后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到1951年1月1日，农庄总数就从战前30万个，合并为12.3万个。到了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合并运动才暂告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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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农业发展情况表明，斯大林的上述种种措施，并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则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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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由于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并实行了错误政策，战后使苏联走向“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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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使它的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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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苏）B · T · 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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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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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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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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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的是1940年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1830万吨钢，1.6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3830万吨商品谷物，270万吨籽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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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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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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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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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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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访问者是丘耶夫，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从1969—1986年17年间，前后访问了139次。根据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而成书，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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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丘耶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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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严秀著：《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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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俄）尼 · 西蒙诺夫：《20—50年代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生产和管理组织》，莫斯科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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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南斯拉夫）米 · 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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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苏）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卷，第578、469—470页；资料来源：《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9401全宗》第2目录第98卷宗第7项第380页、第319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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