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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他战后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二战结束后，对苏联来说，已并不存在自外部的现实的战争危险。因此，完全有可能来调整它战时的经济结构，压缩军费开支。由于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斯大林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如1946年武装部队人数从1100万减到280万人，直接的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从1945年54.3%降到1946年的24%，1947年的18%。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战时联盟的瓦解，苏联的军事预算与军队编制也随之增加。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年）国民经济军事化吞没了近1/4的国民收入。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值要比1940年增加115%，在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72%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要增长135%，这些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了。1952年，党召开十九大前夕，在为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谈到苏联的成就时说：“国防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50年与1940年相比，航空工业增长了33%，武器工业增长了75%，造船工业增长了140%，在战后五年间按计划总产值，航空工业完成102.8%，武器工业完成了103.1%，造船工业完成106.2%。生产能力、工人数都在增长。”［13］这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于整个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中，用于“甲”类占87.9%，“乙”类仅占12.1%。而轻工业只完成计划规定的80%多，未达到战前的水平。农业情况最糟。1950年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粮食产量为8500万吨（原计划是1.27亿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头3年（1951—1953年），农业计划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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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处于极低的水平，远未摆脱贫困乃至饥饿，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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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战后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尽管与苏联加强国防任务的必要性有关，特别面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强军事工业。但问题是，面对国内人民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把握发展军工生产的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不仅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超出了防御的界限。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这不能不说，这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在二战尚未结束前的1945年4月，铁托率领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在其别墅宴请代表团中的共产党人时讲，“如果斯拉夫人团结一致，那么将来谁也不敢碰他们一下。对，连碰一下也不敢！”“所以斯拉夫人应该团结起来。”他还接着说：“战争结束了，再过15—20年，我们也会恢复起来，然后再打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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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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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而斯大林不仅没有采取措施来缓解饥荒，反而以更为严厉的手段惩处因不堪饥荒而“越轨”的农民乃至孩子。根据苏联内务部长的报告，仅1946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13559人（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因“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被追究刑事责任”。1949年8月，国营农场一名女教师因生活走投无路，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等等。［15］1946—1947年，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出现过人吃人的惨事。饿得发疯的妇女杀死亲生的孩子，吃孩子的尸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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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清楚，农村中出现的严重困难，主要是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1946年有75.8%的农庄付给庄员的报酬每天少于1公斤谷物，而7.7%的农庄却无谷物可支付。在俄罗斯联邦，不能给庄员提供粮食品的占13.2%，在俄罗斯一些州，不能按庄员劳动付给谷物的占50%—70%。［17］集体农庄庄员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出了工也不出力。很明显，集体农庄制度面临危机。这个时期，苏联农村传播着解散农庄的消息。1945年7月苏共中央的一位监察委员在库尔斯克州视察后报告说：“关于集体农庄解散的消息……现在在集体农庄庄员中广为流传。”［18］农庄庄员对上面来视察的干部，总是询问农庄解散的问题。一次，一个庄员对区里来的干部说：“是不是说很快解散集体农庄？如果没有集体农庄，我们生活会更好，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19］另外，甚至还有许多人相信，解散集体农庄的倡议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斯大林本人。有人还说，在莫斯科成立了研究解散农庄的委员会，并还有人说已经签署了解散集体农庄的命令。也有人分析，斯大林不会解散农庄，如果他要解散农庄，也是美国和英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为什么当时苏联农村如此盛传解散农庄的消息呢，又说得有鼻子有眼像真的那样。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是大家都已清楚地看到集体农庄制度从产生一开始就显得毫无生命力，成了影响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二是农民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希望寻找新的出路。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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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反而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斯大林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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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新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于1947年5月，按20世纪30年代的模式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到了1950年4月，完成了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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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行继续压榨农民的政策。战后，资金从农村往城市“流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在货币的实际币值明显贬值的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却几乎没有提高。集体农庄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产品比农产品的实际成本还要低得很多的价格交售出去。更有甚者，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在苏联形成了一种分派国家征购计划的不良制度。农庄都无力完成上交计划。这样一来，农庄都欠了大量税款，从而使粮食收购变成了余粮征集制性质。另外，1946年10月，苏联成立了直属部长会议的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向各共和国各州派驻“不属地方领导的中央检查员”，其目的是强化对集体农庄的直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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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包产小组”，合并集体农庄。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在1947年2月在联共（布）中央作了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对农业体制加以改革，主要内容是集体农庄在分配收入时，应当计算工作的收成（在工作队中则计算小组的收成），使收成较高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相应获得较多的报酬，收成较低的工作队和小组的庄员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在这一改革思想的推动下，苏联从1947年至1950年，在不少地区曾试行“包产到组”，并在乌克兰得到广泛推广。但由于这种改革，与斯大林的大农业、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先进和对农业的全面统制的思想相抵触，很快遭到批判，说它在经济上、组织上与巩固集体农庄的利益相违背，“会使农业工作误入歧途”。［20］马林科夫在联共（布）十九大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批判说：“在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问题上，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内培植独立的小组，取消了生产队；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反对谷物业耕作的机械化，结果引起了集体农庄的削弱。”［21］“包产到组”试验的夭折，安德列耶夫随后也被撤职。与此同时，在全苏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合并运动。到1951年1月1日，农庄总数就从战前30万个，合并为12.3万个。到了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合并运动才暂告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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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苏联农业发展情况表明，斯大林的上述种种措施，并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力的破坏。1953年苏联的粮食产量仅为8250万吨，低于沙皇时代最高水平的1913年的8600万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则低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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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由于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并实行了错误政策，战后使苏联走向“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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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使它的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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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苏）B · T · 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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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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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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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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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的是1940年生产了1500万吨生铁，1830万吨钢，1.66亿吨煤，3100万吨石油，3830万吨商品谷物，270万吨籽棉（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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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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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斯大林选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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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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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苏）罗 · 亚 · 麦德维杰夫著，赵洵等译：《让历史来审判》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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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访问者是丘耶夫，是一位历史学教授，从1969—1986年17年间，前后访问了139次。根据录音访谈后的整理实录而成书，于1991年在莫斯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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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苏）丘耶夫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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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严秀著：《半杯水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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