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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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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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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史太林统帅与宋子文院长第四次谈话记录》，莫斯科1945年7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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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2。《苏中关系1937—1945》（上），莫斯科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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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电》，重庆，1945年8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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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7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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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莫洛托夫档，目录7，пор. 560. пап. 38. 卷宗110，第8页。转引自卢佳宁：《二十世纪上半期俄中蒙相互政治关系1911—1946》，莫斯科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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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37．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哪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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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肇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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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建立和解体都是20世纪的世界大事。苏联的兴亡在人类历史上记录着曾经出现过不同以往的社会制度，俄国共产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战火中推翻了沙皇俄国的统治，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中杀出了一条新路。一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成了社会的主人，让人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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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过74年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苏联又消亡了。它不仅涉及苏联本身，而且连带东欧一批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改制易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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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衰亡原因，迄今为止，国内外有不少专家学者就此写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专著和论文，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在这里，笔者尝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这就是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这个误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妨碍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获得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了解和认识。第二，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仇视和扭曲世界市场的功能，使一大批国家脱离了世界市场，阻断了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导致这些国家封闭落后，无法分享世界科技革命的成果，生产力的发展出现停滞。与此同时，原先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相似发展水平的国家却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从而招致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抱怨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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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歪曲了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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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敌视市场是错误理论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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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无论实行哪种社会制度都绕不过这道坎。斯大林没有看破这一点。虽然他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从资本主义市场捡了不少便宜，可是却没把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做法继续下去，反而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使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陷入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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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没有货币、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由一个中心（如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指挥。但列宁很快发现，这种向共产主义直接冲击的办法行不通，立即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由消灭商品货币到承认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积极性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政策显然是成功的。迄今为止，即使苏联解体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那几年是十月革命后最好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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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没有沿着列宁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是对市场始终采取敌视态度，认为它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渊薮。集中体现在对价值规律的态度上，他一直想禁止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经济形势不好，不得不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但也绝口不谈市场，只说利用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看到，价值规律在苏联命运多舛。它始终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异己之物，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价值规律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消灭—承认—又消灭—重新承认或半承认的曲折过程，即使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是临时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将来总是要消灭的。列宁逝世后仅过了几年，斯大林就宣布废除新经济政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这种不切实际的政策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紧张，物资短缺重又显现。因此，20世纪40年代初又不得不再次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要严加限制。到了1952年斯大林发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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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苏联的政治家们虽然视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的异己，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一心想消灭至少是严格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大凡经济情况好转，便会提出废除或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由此又导致经济情况恶化，不得不重新请出价值规律这尊神来调节经济生活。一俟经济再次好转便又故伎重演。社会主义同价值规律这场官司打了近70年，直到苏联解体价值规律以另一种形式取得胜利而告终。历史的辩证法竟如此无情，苏联和东欧国家从仇视市场反对价值规律开始，最后却以盲目崇拜市场而告结束，得到的是国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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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建立“经济合作互助委员会”都同敌视市场经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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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革命”战略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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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从广义上说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要求和结果。所以，恩格斯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不过应该指出，完整的世界革命战略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它包括理论和实践在内的一整套战略和策略。“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的时间里，都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有时明显有时隐蔽地予以贯彻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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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世界革命”论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最著名的当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综观列宁的这些论著，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行动起来推翻这个最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现在看来，虽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乏深刻的分析，但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则不符合实际，至少带有某种主观和空想的浪漫色彩。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4］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5］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并未实现。原先预计在欧洲会很快出现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发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反倒趋于稳定。后来，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修改了他的观点。他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7］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修正没有引起联共（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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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用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派，在党内获得了领袖地位，而且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不仅继承了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的消极面推向极端。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就是他的代表作。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是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已经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我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但列宁毕竟还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修正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则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总危机理论起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终未见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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