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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499 列宁的“世界革命”论是根据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来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文章，如《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提纲》、《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等，最著名的当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综观列宁的这些论著，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即“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而且可以行动起来推翻这个最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2］因此他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现在看来，虽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不乏深刻的分析，但把帝国主义看成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则不符合实际，至少带有某种主观和空想的浪漫色彩。不仅如此，列宁还认为，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他在1918年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世界革命”，“革命不是一天比一天地，而是一小时比一小时地接近了”。［4］他在1919年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5］但事实证明，这些预言并未实现。原先预计在欧洲会很快出现的革命形势也没有发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反倒趋于稳定。后来，列宁根据形势的发展修改了他的观点。他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6］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7］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修正没有引起联共（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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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01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用残酷的手段消灭了反对派，在党内获得了领袖地位，而且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不仅继承了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的消极面推向极端。斯大林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就是他的代表作。列宁在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是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论述已经包含有主观的成分，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自我适应和调节的能力。但列宁毕竟还能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修正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则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总危机理论起直到1953年逝世为止终未见有丝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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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03 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过于简单，只是建立在经济危机的基础上，而且把危机同战争进而又把战争同革命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他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开始的。这是总危机的第一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成不是两次单独的、彼此隔离的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他还说，“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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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05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斯大林是怎样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同战争和革命联系起来的。他在1930年6月27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因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内政策方面将从进一步法西斯化中寻找摆脱现状的出路”，“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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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07 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特别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在此基础上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离开了客观实际和可能性。因此，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斯大林也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重新趋于稳定，除了苏联以外暂时还不可能有其他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来支援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条件不仅不成熟，现实情况反而说明，苏联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斯大林对外政策的两大目标是进行世界革命和保卫苏联的安全。两者相辅相成。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加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的安全，则有利于世界革命。由于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目标了，所以，斯大林便更加重视保卫苏联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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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09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使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的精神为之一振，满心以为新的世界革命风暴又要到来了。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发布指示。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1931年3—4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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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11 斯大林的错误在于，他把这次经济危机当做资本主义总危机的集中表现，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很快就会垮台。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尽管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不是总危机。斯大林夸大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扭曲了列宁关于“垂死资本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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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13 另一方面，当时苏联国内的情况又不是太好，需要转移视线。由于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打击面过宽，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继则又进行大清洗，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斯大林担心有人会清算他的这些错误。正当此时，天赐良机，资本主义大危机及时送上门来。斯大林抓住机会，一方面，作为动员民心的法宝；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做压制反对派的撒手锏。更重要的是，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得越玄乎，世界革命的形势越是迅速到来，就越是可以转移国内问题的视线，逃避责任，使得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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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15 （三）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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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17 从苏联成立那天起就立志要搞世界革命，决心实现“天下一片红”。为了搞世界革命，为了说明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斯大林提出了总危机理论，指示各国共产党起来推翻本国政府。但是，理想并未成真，斯大林的后继者反倒把苏联自己赔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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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19 世界革命战略和总危机理论害人害己，危害不浅。害人是指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对共产国际的功过是非多作评论。但是，由一个中心统一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指导革命取得成功。实际上，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真正“主人”是斯大林，由他发号施令，指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斯大林为了同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他在1943年5月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时也承认犯了错误，共产国际的这种办法不好，决意解散共产国际。他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11］第二天，共产国际便被宣布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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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21 虽然共产国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也在1953年逝世了，但是，世界革命和总危机理论的贻害并未完结。这种贻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苏联要当头的思想根深蒂固，后来又发展成为霸权主义。第二，世界革命战略演变成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两霸争夺搞得世界在几十年中不得安宁。当然，这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干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斯大林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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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23 苏联要当头，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社会主义阵营的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延伸。1946年3月，斯大林在《就丘吉尔先生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问》里说：“苏联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指中东欧国家——引者）内能有对于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难怪有人说东欧国家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1947年9月，成立欧洲9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之后，也把苏联“大清洗”带到这些国家。由苏联操纵的镇压浪潮无情地席卷了东欧各国共产党，使得这些国家广大党员和人民对苏联失去好感和支持。后来，当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解散的时候无人感到惋惜，甚至暗自窃喜，足见苏联当局同这些国家结怨之深。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固然难辞其咎，公正地说，斯大林也应该负一部分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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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25 同样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苏联霸权主义思想实在说乃萌发于斯大林。根据主要有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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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27 第一，斯大林首创建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战后，亚洲和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和苏联一起形成了统一的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立”。［12］斯大林把社会主义阵营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建立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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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29 第二，斯大林一直主张输出革命。他在上书中说，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给予世界各国年轻共产党人的好礼物”，“由于外国大多数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水平不够，这样的教科书也会给予这些国家的非年轻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可以使他们了解苏联的发展道路，也即是苏联模式。他说，“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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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31 第三，顺昌逆亡，唯我独尊。斯大林在国内专横霸道，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样一言九鼎，别人不容置喙。更为严重的是，谁对斯大林持异议，轻则入狱坐牢，重则秘密枪决，永不见天日。苏联和共产国际治理下的地方恐怕是全世界冤假错案最多的。上世纪30年代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由于卫国战争被掩盖起来了。1947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斯大林又亲自指挥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镇压。由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闹独立性”便被开除出情报局，诬陷铁托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嗣后的镇压浪潮席卷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各党。波兰受此案诬陷并被镇压的除一批中央领导人如克利什科、洛加 · 索文斯基、宾科夫斯基等人之外，普通党员受牵连遭开除的有20万之众。［14］在匈牙利，审讯并处决了以书记处书记伊克 · 拉斯洛为首的19名领导人，全国有100万人受到监视，100人被处决，5000人遭逮捕判刑，1951年5月政治局委员卡达尔被捕。拉科西从1945年任匈共总书记，他的镇压活动主要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前。［15］在保加利亚，以政治局委员、保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斯托夫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被处决，受此案直接牵连的干部达1080人之多，被清洗的党员有9.3万人，保加利亚的冤案还伴随着日夫科夫等人的夺权活动，镇压特别残酷。［16］此外，被无情镇压的，还有阿尔巴尼亚的佐治，罗马尼亚的鲍科尔、鲁卡，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等一大批领导人及干部和党员，他们的共同罪名都是“反苏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帝国主义间谍”、“刽子手”。［17］由于毛泽东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在中国搞革命，斯大林一直耿耿于怀。1949年底，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斯大林近两个月不见面。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命令他“你到他（毛泽东）那里去一趟，看看他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去见了毛泽东、谈了话，回来向斯大林汇报说：“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18］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对毛泽东宽容地说：“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19］据说，这本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宽恕一个违抗军令、但作战取胜的将领苏沃洛夫时说的一句话。活脱脱一个君臣对话，哪有兄弟党领导人之间的平等态度！但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有勇气对毛泽东说出这句话，权代道歉。他的后继者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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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33 （四）曲解二战后的世界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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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3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第二，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欧洲国家包括战败国的经济得到恢复；第三，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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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37 东欧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扩大了。世界人民经过这场战争的洗劫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经过战争劫难的人民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这种形势没有出现。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急剧壮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战略”，决意要把社会主义这股“祸水”堵在“铁幕内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封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纵有千般热情搞建设，也无法一门心思只顾它。另一方面，“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又一次陷入了误区，依然坚持总危机理论。他认为，战后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着“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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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39 斯大林的这种认识完全脱离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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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41 第一，违反辩证法，忽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内部调整的可能性。事实上，经过1929—1933年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经济在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时期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凯恩斯经济学曾经在发达国家作为主流经济学流行开来，时间长达几十年。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一种生产方式容许生产力发展的余地还没有完全消失以前它是不会死亡的。经济危机虽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就不会完全消失，就会周期性地表现出来。但是，它并不表明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在某一次或几次危机之后死亡。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总危机理论的时候是因为受当时大危机的影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1952年还坚持总危机的说法就离谱了。战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实还有调整和改革的可能，它使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的欧洲各国经济不仅大大向前发展了，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步走上欧洲联合的道路。当然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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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43 第二，忽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这使斯大林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和修正理论和政策。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革命性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恰恰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一大批科技革命的成果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新科技革命的开端，使得资本主义迎来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科技革命还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了世界新产业链的形成。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又使得一批后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发展。斯大林在阐述总危机理论的时候完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把思想禁锢在原先的框框里头。用这种理论去指导建设和革命，犯错误、出乱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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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45 斯大林逝世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并未得到纠正，反而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苏联要当头，要输出革命，让更多的国家接受苏联模式，就必然会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搞军备竞赛首先就要同美国争霸世界。这是一条充满荆棘而又危险的道路。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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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547 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却要支撑起同美国一样甚至超过美国的军事机器，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苏联国内最好的科学家、最好的原材料都要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民用产品都要为它让路。斯大林时期原本就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造成了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苏联的轻工业极端落后，严重影响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军事工业的发展就更加畸形了。轻工业落后，农业凋敝，民用品短缺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难以克服的痼疾。人民中的不满和抱怨在积累和加剧，他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的时候，并没有发生群众系统反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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