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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阻隔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辐射波”。二次大战后正逢新的科技革命迅速开展，并且得到普及，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反观苏联的情况却是十分有趣。什么科技革命、集约化经营一类的论著汗牛充栋，企业就是没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去接受和实施。因此，虽然苏联的科技人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种情况同苏联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关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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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远离了世界市场的竞争。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使得苏联的企业可以关起门来称王称霸，既无近忧也无远虑，经济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俸禄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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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内外条件的夹击下，苏联经济终于走上了慢性自杀的道路。就连苏联过去引以为豪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风光不再，悄然逝去。只要看一看80年代苏联和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况就可清楚。选择80年代是因为正好是苏联解体前的10年，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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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比较（对上年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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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逐步下滑的，除了1985年以外，那一年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加速战略，片面发展机器制造业，次年，速度又降了下来。直到解体的前一年即1990年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倒是实现了稳定增长。1990年是美国经济发生了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增长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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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非单纯是由于上述一个原因造成的，但脱离世界市场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内部，不在外部。如果苏联能够迅速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西方国家纵有千般阴谋，万种诡计，也是不能在短期内搞跨一个得到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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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闭发展，反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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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互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或者证实一个原理：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条件下，开放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凡是实行开放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封闭的国家。亚洲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再拿西欧来说也是如此。西欧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了煤钢联营、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欧洲共同体直到实现欧洲单一货币，开放和联合的程度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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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一下“经互会”的情况正好相反。几十年如一日，固然不能说合作的程度没有提高，但始终囿于“经互会”的小圈子里。撇开苏联使“经互会”服从自己需要这一层不说，单就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这一条就足以使得“经互会”成员国落后于世界大潮。“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同外部世界形成巨大反差。另一方面，“经互会”的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方面都同西欧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除了一些初级产品，其他制成品很难出口到发达国家去。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经互会”瓦解之后，“回归欧洲”的口号如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东欧国家在脱离苏联阵营之后都置俄罗斯的反对于不顾，急于加入北约和欧盟，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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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由于忽视甚至敌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错误地认识外部世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调整和改革的可能性，夸大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性，制造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自我孤立于或者隔绝在世界市场之外，在封闭状态下越来越使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脱离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前进步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命运。当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有人强调苏联最后一个领导人的责任，笔者觉得不免有失公允。实际上，从源头上说，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做法是应该负历史责任的。另一方面，斯大林也不是只是在后期才犯下错误，在他执政之初就在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实行过错误的政策。就拿上述所指出的两个理论，即“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来说，前后延续了几十年，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压制、束缚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承认，掌握大权的领导人对历史的发展负有巨大的历史责任，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毋庸置疑，斯大林歪曲和敌视市场、建立“经互会”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后来出现的经济停滞，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等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斯大林自己都没有想到，经济规律竟如此无情，他从消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开始，从仇视市场开始，苏联最后却是被崇拜市场的势力所淹没。他想建立一个理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却是苏联本身的解体。斯大林原以为，社会主义的这个同资本主义平行的世界市场可以蓬勃发展，甚至超过后者，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却如此顽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全球化竟如此强大，最后导致“经互会”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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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继续谱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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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遗产，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可以总结出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在苏联解体之后预言“历史终结”的学者坦承他错了，因为历史并未终结。欢呼柏林墙倒塌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痛苦折磨。这些国家的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锐。原苏联东欧国家人们曾经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也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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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看一看21世纪的世界，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活力地向前迈进。苏联解体和金融危机都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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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合理性以及世界市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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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市场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从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几乎占人类1/3的国度里，曾经企图取消市场，但没有成功。事实恰恰说明，迄今为止，市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配置资源的最好手段。绕过市场而采用其他资源配置手段，不仅代价非常高昂，而且无功而返，不得已又“再续前缘”。在现代条件下，恢复世界市场的完整性对于保证各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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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地区集团化和全球化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些国家又相继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范围更加扩大。所以也可以说，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比如资本的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等，依然是推动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制定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对金融事业的管理，都是保证经济健康和平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条件。2008年美国首先发生次贷危机，由此演变成金融海啸，继而发展为全球经济危机，充分说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监管是何等重要。要克服经济危机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从经济全球化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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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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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时代的性质，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由此制定出正确的国际战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关系重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必然要影响到国内发展战略的制定，或者有利于资源配置，或者导致资源配置上出现大的偏差。为了国内的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国际合作是必然的选择。这就是开放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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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是无法开放的。试想，在西方国家联合干涉苏维埃的时候怎么有可能开放，即使开放了西方又怎么会接受苏维埃呢？但是，由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同西方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问题在于，斯大林很快就扭转了新经济政策的方向，或者说停止实行这个政策。在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苏联倒是利用危机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但斯大林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制造了一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本来也有机会把战时苏联同西方的合作关系继续下去，利用战时实行“租借法案”的经验参加“马歇尔计划”，争取比较快地恢复经济，同西方建立过得去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斯大林根据总危机加深的理论和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建立起另一个世界市场——“经互会”。从此，同世界市场割裂开来，给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当然不容易，也不可能一举完成。不过，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制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国际战略却是应该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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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平共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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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一个中心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证明是不成功的。1943年，斯大林由于要同美、英等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解散共产国际，不坚持各国共产党首先去推翻本国的政府，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对的。可惜的是，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共产国际的做法，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又当了阵营的头，把苏联模式推广到一大片国家，对它们发号施令，而且在这个小天地里实行封闭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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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后继者们又把斯大林处理国际关系的坏榜样发展到极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实行家长式统治，自封为“老子党”，把其他国家的主权视为“有限主权”。在阵营外，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阵营内，唯我独尊。这种体制肯定长不了。在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在国际关系中实行霸权主义更加行不通。协商与对话，实行和平共处以及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才是符合潮流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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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已是明日黄花，昔日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是否就会更安全？两极体制已经崩溃，世界正在迎来多极化时代。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需要全世界所有的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专家学者认真研究探讨的大问题。全世界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安全、更富足、更和平的环境下，未来应该是更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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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