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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过由我们控制两个海峡。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完全正确，但是，我应当完成对我的委托。1945年，我在战争结束后提出了这一问题。海峡应当由苏联和土耳其守卫。这是不合时宜的，无法实现的。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政治家，但他也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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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土耳其曾有领土要求……斯大林晚年变得有些自高自大，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不得不重提当年米柳科夫提出过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斯大林说：‘让我们来施加压力，达到共同管理！’我对他说：‘他们不会给的。’斯大林说：‘你向他们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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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塞拜疆奢望从伊朗那里得到土地，把他们共和国的领土扩大近一倍。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试探，却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除此之外，我们还曾经企图得到与巴统毗邻的一个地区，因为以前格鲁吉亚人曾经在这属于土耳其的地区居住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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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苏联拒绝按期从伊朗撤出军队，以种种借口拖延撤军。苏联要求得到伊朗北部的石油租让权。为了向伊朗政府施加压力，在苏联的策动下，伊朗民主党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搞自治。面对苏联这个强大的对手，伊朗向美国呼吁请求保护，并诉诸联合国安理会。最后，在形势的逼迫下，苏军不得不撤出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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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土耳其危机促进了美英联合对付苏联，加深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猜疑和敌视，使本来就已变得脆弱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正是以此为借口，美国的冷战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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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还在其他地区谋求利益。当讨论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问题时，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盟国施加压力，苏联需要利比亚。当莫洛托夫提出苏联要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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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休克，休克！你们从来没有到过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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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过，俄罗斯能打赢战争，但不善于运用胜利果实。俄罗斯人仗打得很出色，但不善于缔结和约，往往吃亏。苏联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要吸取沙俄的教训。于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西方提出了很多要求，特别是在波兰问题和战争赔偿问题上寸步不让。当谈判波兰的边界时，苏联坚持自己的立场，当丘吉尔提出异议，说：“利沃夫从来就不是俄国的城市”时，斯大林则回敬说：“那华沙曾经是俄国的城市。”莫洛托夫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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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茨坦会议讨论波兰边界问题时……斯大林就‘寇松线’说：‘你们以为我们这些俄国人竟连寇松和克莱孟梭都不如吗？……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乌克兰人会怎么说呢？他们准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不如寇松和克莱孟梭更能维护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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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干得确实很出色。1945年4月25日斯大林给杜鲁门发了一封强硬的电报：“显然，你们不同意苏联有权达到在波兰建立对苏友好政府的目的，苏联政府不同意在波兰存在对苏敌对的政府。这一目的一定要达到，因为为了解放波兰，苏联人在波兰的土地上流了血。”［9］华盛顿承认苏联的合理利益，使东欧不要成为对苏不友好政策的基地，但是，他们要求东欧不受外部的控制。斯大林违背了已经达成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协议，1946年初迫使波兰流亡政府的代表离开波兰逃往西方。从战后斯大林对东欧的政策可以看到，“斯大林已经表现出他在使自己从内部得到更大安全方面做得多么过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了他的国家从未有过的安全，但他仍认为不够。他那无法满足的对安全的追求是东西方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尽管他和他的西方伙伴们都有一种愿望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易于相处的但不一定是真诚的关系。尽管即将到来的冷战既不是蓄意制造的也不是意料之中的，它仍然是注定要来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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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奉行实力政策，早在战前就表现出来了，正像莫洛托夫所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之间，如果它们想要达成协议的话，就必须分清：那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而这是我们的势力范围。”［11］苏联与德国划分过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和结束后，斯大林实际上也是按这一思路行事的。1945年雅尔塔会议期间，莫洛托夫拿着宣言的草案来找斯大林，对他说：“好像有点过头”，斯大林则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去加工吧。我们以后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执行。关键在于力量对比。”［12］西方国家对苏联早有戒心，苏联在战争进程中和战后的行为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斯大林这种凭借苏联实力满足帝国野心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加强盟国间的信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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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不合时宜的演说，催生了丘吉尔的冷战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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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颂扬苏维埃制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的胜利，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取得这次胜利的不仅有苏联，而且还有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等许多国家，而斯大林却片面地认为，二战的结果表明“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苏维埃制度比非苏维埃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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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帝国主义与战争机械地画上了等号，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14］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遭受了空前的灾难，和平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当务之急是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的生活，而斯大林却号召苏联人民准备迎接新的战争。为此“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达5000万吨，钢达6000万吨，煤达5亿吨，石油达6000万吨。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种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15］也就是说苏联仍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重心还是备战，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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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演说一发表，便在西方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苏联同英美等国的分歧有加深的趋势，但双方都还局限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关系并未完全破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公开大肆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与战争画等号，自然加剧了双方的不信任。美国《时代》杂志说斯大林的演说是“自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好战的声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把斯大林的演说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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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演说发表后不久，即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乔治 · 凯南向国内发回了8000字电报，其所用的论据有些就来自斯大林的演说。凯南首先分析了苏联官方对战后问题的看法：苏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受其本身固有的种种矛盾所困扰。这些矛盾是不能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在1946年2月演说中所表达的看法。凯南认为，从苏联的政策角度看，苏联不会错过任何削弱资本主义的机会，苏联致力于加深和利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就会变成革命起义。苏联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维埃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办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并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上几乎用不着动武”，“他们的成功与否实际上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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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实际上也是对斯大林演说的回应。他也攻击了苏联的制度，说：“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制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对俄国需要一个安全的边境表示理解，但是，不能容忍的是“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丘吉尔呼吁英美建立起特殊的关系，联合阻止苏联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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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下旬，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撰写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长篇报告，［16］与凯南的电报相呼应。诺维科夫的报告是在莫洛托夫的授意下写的，反映了苏联官方的意见和观点。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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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它的特征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美国的所有力量——陆军、海军、工业和科学——都是服务于这一对外政策的。为此目的，已经制定了广泛的扩张计划，并且通过外交活动和在远离美国的地方建立海空军基地系统，通过军备竞赛，通过制造更新式的武器，正在推行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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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杜鲁门政府已经改变了罗斯福时期的对外政策，“政治上反复无常但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杜鲁门就任总统以及随即任命贝尔纳斯为国务卿，表明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对美国对外政策影响的加强。美国对外政策不断增强的反动性，日益接近于共和党人倡导的政策，成为民主党内的极右翼分子同共和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密切合作的基础。这种两党合作表现为在国会两院里形成了以参议员范登堡和参议员塔夫脱为首的非正式的反动的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老一辈守旧派组成的集团，在两党人士发表的基本相同的对外政策讲话中得到了特别清楚的证实”，“美国力求建立世界霸权的明确意图，还反映在和平时期增强军事潜力和在美国国内外建立大量的海空军基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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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苏关系和美国的对苏政策，报告说，“战后美国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或四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目的是在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美国政府现行的对苏政策，还旨在限制或消除苏联对邻国的影响。为了在与苏联毗邻的前敌国和盟国中推行这一政策，美国试图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在这些国家中支持各种反动势力以给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美国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确保美国资本打入这些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这种政策目的在于削弱和推翻对苏联友好的执政的民主政府，并在将来以一个驯服地听命于美国政策的新政府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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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和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计划使德国在未来的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报告最后认定美国正在考虑针对苏联的“第三次大战”。总之，报告全面否定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如果说凯南的电报成为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依据的话，诺维科夫的报告则成为苏联与美国进行对抗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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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所追求的是世界性大国的利益，正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俄国正在成为各自能决定半个世界命运的国家。1946年2月莫洛托夫宣称：“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国家之林了。现在若没有苏联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际关系间的严重问题，都是不能解决的。”［17］美国也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它宣称，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称霸世界有其内在的动因，苏联要与之争雄，只能与之迎头相撞，正如基辛格所说：“美方逐渐了解的事实是：美苏关系紧张并非因双方误解而起，而是双方政策、目标迥然不同，无法调和而起；这才是冷战揭开序幕的故事。”［18］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同的敌人消失了，美苏两强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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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关系破裂，“冷战”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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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请求对困境中的希腊、土耳其进行援助，以免它们落入极权主义者之手。杜鲁门演说的主要意图是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对“极权主义”的立场，他公开谴责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称苏联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它所依赖的是恐怖、压迫、舆论统制、指令性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侵犯，危害国际和平和美国的安全。美国的政策就是要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以抵制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强加的征服企图。杜鲁门的讲话，实际上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张美国势力的一篇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自己后来把他的这一讲话说成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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