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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1 1956年之后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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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3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1956年2月2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党内政治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苏联从此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国家引起强烈反响，东欧国家也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政治犯被释放，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遭到迫害的改革派领导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然而赫鲁晓夫缺乏对斯大林个人所犯错误的体制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此赫鲁晓夫的改革不可能根本触动斯大林模式。1964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随之中断。此后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主政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时期。东欧国家在1956年后的非斯大林化进程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有限的改革并没有触动斯大林模式的基础，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体制长期负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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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5 不彻底的非斯大林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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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7 （1）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官僚集权制并没有进行根本改革，这一体制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无力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虽然在宪法上也规定了基本的人权，但是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一些公民因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而失去工作和福利。这一体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出现了打击异己、清洗政敌、破坏法制和滥用权力等现象。这一体制漠视法制精神，在治国方式上实行动员、命令、强制和镇压等方式。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继续执行斯大林主义政策，又制造了更多的政治审判案。在“布拉格之春”被苏联坦克粉碎后，1970年的清洗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有50万名党员被开除出党，许多遭到清洗的人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官僚集权制面临着在等级制基础上执政的官僚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由于有关生产力、生产资料、投资和消费的政策是由一小批官僚决定的，而生产财富的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决策之外。东欧国家出现了在官职、住房、收入、采购、医疗、教育和出国等方面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即特权阶层，他们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关心整个社会福利的增进，只关心自己特权的保持和扩大。而工人阶级及其他社会阶层则面临着贫困化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波兰在1980年特权阶层及其受益家属的人数达300万左右，约占人口的10%。正是这些人的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滥用职权和不负责任，将波兰带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灾难的边缘。官僚集权制的直接后果是政权与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波兰从1956年波兹南事件、1970年12月工人抗议到1980年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成立，工人抗争不断。到1980年底，团结工会的会员已达到1000万人，团结工会会员占波兰总人口的1/4多，占波兰劳动力的约80%，而波兰统一工人党支持的官方工会被大部分工人抛弃。这表明波兰工人阶级与政权之间关系的紧张已到危险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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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19 （2）党的领导变为权力由党的机构垄断与集中，削弱了国家机关、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干部任命制导致了干部危机，影响了党的执政能力。在这一体制下，执政党享有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治生活日益程式化，公共生活缺乏活力，变成了由指定演员按照预定台词演出的独角戏。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68年6月发表的两千字声明所言，“党与国家的结合导致使党失去与执行权力保持距离的优越性。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的活动没有批评。议会忘掉了真正进行领导。选举没有了意义，法律失去了分量”。［7］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乌尔班内克认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被曲解为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制定政策时，同人民对话的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谁要提出反对意见，就会遭到压制。于是，对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作出有效反应的可能性，被党葬送了，党于是成为自我孤立的牺牲品”。［8］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往往享有特殊地位。党在实行民主集中制时忽视民主，强调集中。任命制被滥用，加剧了干部危机，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姆拉德诺夫指出，问题在于“上级指定和任命制度通过其弊病——垄断、秘密、滥用职权、耍计谋使得许多干部蜕化变质，毁了他们。因为这种制度教他们只看上面，朝上司看。它教他们相信，他们不管犯多少错误，甚至根本不合格，既然被列入指定和任命的名单之中，那么在领导层总会有他们的位置并能保住他们的工资与特权”。［9］乌尔班内克曾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的虚伪稳定和职务分配，导致一些主要领导人，不仅在党和国家的特权阶层中，把有利可图的位置攫为已有，而且也占有了极其重要的权力阵地”。［10］这些人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较为狭窄的、盘根错节的小集团，不受监督地掌握权力。这些干部唯命是从，为破坏法制敞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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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1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之外的东欧国家得到保持，即使是经过改革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也未产生良好运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负病运行的结果是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群众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计划体系以及行政机构对于企业的干预，侵蚀了企业的效率，窒息了企业的活力，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十分不利。对于市场机制的排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忽视，使得商品货币范畴被动地起作用，仅仅作为核算手段而存在。由于实行价格管制，价格严重僵化，长期固定不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导向功能丧失殆尽。企业以计划指标而不是市场赢利率作为衡量其成功的主要指标，对于提高质量、改进产品与科技进步缺乏兴趣。企业考虑的是计划者偏好，而不是市场需求。商品短缺造成了一个卖方市场，而不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主权受到了严重的践踏与蔑视。因此，不难理解科尔内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称之为“短缺经济”。［11］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下，一方面中央计划当局缺乏监督经济过程的信息与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单位缺乏创新激励，墨守成规没有风险，而从事创新的成本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如果创新成功，创新者的收益与上级分享，以昭示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如果创新失败，上级则会怪罪创新者，失败的代价完全由创新者承担。东欧国家实行的苏联式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通过对新的工业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投资实现工业的迅速增长，而这需要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第二个因素，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资源被用于规定为“增长引擎”的部门与活动。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在经济政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先性影响很大，这种优先性即投资优先于消费、工业优先于农业、重工业优先于轻工业、生产优先于基础设施、教育优先于住房。第三个因素，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本与劳动力资源，不在微观水平上进行通常的成本核算。［12］上述发展战略的直接结果，是消费品严重短缺，商品匮乏，凭票供应和排长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989年齐奥塞斯库已执政24年，但罗马尼亚人民仍在忍受食品、电力和热力的短缺，一些罗马尼亚学者认为这已威胁到民族的生存。不平衡增长造成了结构的失衡：工业过度发展，农业发展滞后；重工业过度发展，轻工业发展不足；生产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足；注重教育投资，忽视住房建设；过度发展的部门产生了大量库存，而发展不足的部门则造成了严重的短缺。尽管东欧国家在经济增长上有过不凡的记录，但这种高增长是建立在高浪费、低效率基础上的。从国际比较看，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愈拉愈大，1937年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匈牙利与意大利，波兰与西班牙，南斯拉夫与希腊，相差不大，到了1980年，差距则大大扩大了。198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奥地利的70%，匈牙利相当于意大利的74%，波兰相当于西班牙的77%，南斯拉夫相对当于希腊的81%，东德相当于西德的64%。［13］在东欧与西欧的经济竞赛中，东欧显然已败下阵来。东欧社会主义时期真正进行过经济改革的国家，仅包括1950年后的南斯拉夫、1968年后的匈牙利和1982年后的波兰，其他国家也进行过一些修修补补的变革，但只是着眼于完善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真正的改革。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未取得成功。南、匈、波经济改革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经济效率不能得到明显的提高。“非计划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摩擦、冲突，旧的低效运行体制被部分抛弃，新的有效运行体制并未形成，因此经济恶化的态势更为明显。一些人指责经济改革放出了潘多拉的盒子，造成了经济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市场化进展的缓慢才加剧了中央计划经济中潜在的经济问题。东欧那些未进行经济改革、固守传统经济体制的国家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也早已陷入慢性危机，经济效率低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固守传统经济体制，最多只能苟延残喘，而不会带来效率的根本改进，因为中央计划经济由于排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是无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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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3 （4）意识形态的非斯大林化的不彻底导致了僵化保守，故步自封，僵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改革的桎梏。将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曾成为东欧许多共产党活动家的信念，在东欧社会主义特定的环境下要彻底摆脱这一信念非常困难。保加利亚共产党姆拉德诺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受到新的宗教裁判所的桎梏的束缚”。［14］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把社会主义看成发达的和完善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经典的共和政体思想包括法制国家、议会制、人和公民权利、政教分离、世俗化、教育普及、科学的独立、法院的独立性、言论和信仰自由、普及文化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拉科夫斯基认为，“由斯大林倡导和实践的封建—奴隶制的社会主义思想完全歪曲了这些概念”。［15］党的宣传部门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波兰的利宾斯基认为，“党的宣传歪曲现实，消灭新闻自由，有计划地混淆视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部门，相应地编造供各级用的教材，实行经济恐怖，给奉迎者以奖金和特权，不断地消灭独立思想”［16］。在上述环境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受到各种限制。教条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也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东欧共产党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影响颇深，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使得他们在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等经济改革的关键性领域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南斯拉夫尽管与苏联的正统理论分道扬镳，但其理论家都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章摘句，独出心裁地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将国家经济职能消亡、自由人联合体等不切实际的设想付诸实施，甚至在私人企业雇工多少为宜的问题上也求助于经典。［17］从表面上看，他们力图为其经济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却束缚、阻碍了经济改革，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徘徊不前。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承认商品经济的，但这种承认并不彻底。如承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活劳动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占有劳动成果的唯一基础，强调按劳分配，否定资本在分配中的作用。“自治理论成为新教条主义枷锁，为市场经济的建立设置了难以逾越的意识形态障碍。”［18］波、匈的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因循守旧，不愿突破正统理论，担心改革会侵蚀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经济改革上缩手缩脚，犹豫不决，难以进行果敢的改革。波兰在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等领域裹足不前与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无关系。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力图将改革限制在正统意识形态所能接受的范围内，为经济改革设置理论羁绊。波兰社会主义时期最后一任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在剧变后曾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这种提法在20世纪80年代很难为执政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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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5 应当强调的是，超级大国苏联的存在作为一个外在因素限制、制约着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南斯拉夫较早摆脱了苏联控制，是一个例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不只是沙皇俄国的简单继续，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世界共产主义的中心”。［19］在冷战时期，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帝国性质”。［20］作为正统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对于卫星国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异常敏感，不会放任东欧发生不利于苏联的变化，恫吓与威胁是苏联对付其盟友的惯用手段。苏联领导集团担心东欧的改革不仅会威胁它在那里的霸权利益，而且会对苏联社会本身造成影响和冲击。［21］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试图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就遭到苏联军队的无情镇压，同年匈牙利在令莫斯科放心的情况下进行了谨小慎微的改革，实行“新经济机制”。1982年的波兰经济改革也是在苏联认可的情况下进行的。苏联只默许东欧国家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一旦苏联认为东欧某个国家越轨就进行干预。这就可见东欧的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一方面要顾及莫斯科的反应，避免不触怒苏联，另一方面要顺应国内的改革要求，解决经济体制运行不畅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掌苏联大权之后有所改变，苏联出于国内改革的需要，要求东欧加快经济改革，但为时已晚，一方面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危机加深，另一方面政治力量出现了重组，政治动荡开始加剧。拉科夫斯基认为，“在战后有限主权和斯大林主义占上风的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一经济制度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未能确保实现应当释放出来的价值，这是因为这一制度里，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公正”。［22］因此，人民群众对这一社会经济制度丧失了信心。1989年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东欧共产党失去了以改革方式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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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7 ［1］（美）特里萨 · 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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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29 ［2］（西班牙）费尔南多 · 克劳丁著，中共中央党校外文组译：《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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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1 ［3］（英）本 · 福凯斯，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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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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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5 ［5］John Marangos, Alternative Economic Models of Transition, Ashgate, 2004,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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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7 ［6］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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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39 ［7］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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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41 ［8］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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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43 ［9］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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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45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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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47 ［11］（匈）亚诺什 · 科尔内著，张晓光译：《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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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49 ［12］W. Brus and K. Laski,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9,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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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51 ［13］M. G. Roskin, 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 Prentice - Hall, Inc. 1991, p.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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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5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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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55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编译组译：《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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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57 ［16］王小路编：《东欧一些国家“改革派”的主要论点》，《苏联东欧译丛》1982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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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982959 ［17］孔田平：《试论南斯拉夫经济危机的理论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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